追忆与王尽美的革命岁月

01、初识王尽美

1919年5月，我与王尽美同志的相识成了一段难忘的缘分。那时，我正就读于山东诸城县枳沟乡立高等小学的一年级。日常饮食多以谷子换得煎饼为主，偶尔也会借助老师的厨具，烹煮一些时蔬。我所常去的菜园位于郑家，园主郑明训先生，后来我方得知，他正是王尽美同志的姑父。郑家的菜价公道，蔬菜清洗得也颇为干净，因此我和几位同学常常光顾，日久天长，我们便与郑家菜园的众人熟络起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9年五月的中旬，我如往常般前往郑家菜园采购蔬菜。恰逢园主之子郑伟昭，人们通常唤他郑大哥，正与一位青年谈得火热。我踏入园中，他们便热情地起身相迎。郑大哥随即介绍道：“让我来介绍一下。”他指向那位青年，对我说：“这位是我的表弟王瑞俊，他是北杏人，目前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就读。今天他以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身份，前来诸城县组建学生会，致力于反日救国，同时也借此机会返乡省亲。”他随后又拉着我介绍：“这位是王蔚明老弟，王乐平先生的亲侄子，也是我们这里高小一年级中的佼佼者。”当时我并未意识到，眼前这位王瑞俊青年，正是王尽美同志。他听罢介绍，热情洋溢地对我说：“真是巧遇，能在这里与你相见。王乐平先生是革命的老前辈，我在济南时常能见到他，这次爱国运动，他更是不遗余力地给予了支持。尽管我们初次见面，但感觉早已是间接的朋友。”话音刚落，我们便开始畅谈起来。

尽美同志详细阐述了五四运动中的诸多历史事件，包括北京火烧赵家楼、痛击章宗祥、向北京政府请愿、惩处卖国贼、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同胞齐心协力、以及电请中国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并拒绝签署和约等情况。随后，他进一步指出，与北京学生一致行动，济南学生也纷纷响应号召，迅速成立了学生会。目前，全国范围内已掀起了一场包括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在内的联合抗议运动。同时，他还分享了自己抵达诸城后，在当地教育界爱国人士的助力下，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经过。

尽美同志向我阐述了一些关于革命的理论。他强调，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清朝的统治，但国家的主权并未真正落入民众手中，各地依然由军阀把持，对民众的压迫有增无减。虽然推翻了一个皇帝，却出现了众多“小皇帝”，他们争夺权力和利益，导致连年战乱，民众的苦难加剧。因此，若要实现民主、和平与幸福，必须进行新的革命。只有剿灭国内的军阀，废除不平等的外国条约，中国才能实现复兴。许多革命先辈，如王乐平、丁惟汾等人，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在十月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反思辛亥革命以来的历程，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口号，意图重振旗鼓，继续努力。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没有充分动员广大劳动人民参与，而过分依赖现成的武装力量。孙中山的多次革命活动，实际上都依赖于军阀和土匪的支持，而这些势力仅追求个人权力和财富的扩张，对国家和人民的福祉毫无关心。在他们力量弱小时，会借助孙中山的名声发起革命，壮大个人势力；而当他们强大到一定程度后，便会抛弃孙中山，导致孙中山孤军奋战，革命因此难以成功。此次爱国运动，旨在从学生运动出发，联合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共同投身革命。

当时我尚是年仅十三岁的学子，未曾有人如此庄重地与我论及国家之大事。聆听王尽美同志的教诲，我顿感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初次相见，便让我对他心生由衷的敬仰与钦佩。

王尽美

02、领导学联活动

两日之后，正值午休时分，我目睹了王尽美同志踏入我们小学的校园，他正与那熟识的北杏村同窗于教室之外闲谈。于是，我诚挚地邀请他到我居所一坐。

当他瞥见我桌上摆放着《新青年》、《新潮》、《新生活》等刊物时，不禁赞叹道：“在这偏远的乡村小学，竟能接触到如此前沿的进步读物，实属难得！”我回应道：“确实如此，我无力负担订阅费用，这些书籍和杂志都是向老师和同学们借阅的，大多是别人阅读过的，已经略显陈旧。”他随即反驳道：“不，不，不，这些刊物中的文章，即便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依然不失其时效性。诚然，其中的言论并非每一句都堪称至理名言，但它们提出的问题往往至关重要。而他们所提出的建议，也同样值得深入探讨和借鉴。”

他询问我这些书籍的来源。我回答道，它们是来自我们班上的范予英同学。他的三哥范予遂，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现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府深造，他时常将《新潮》和《新生活》寄送给他。我们的庄耀南老师在得知此事后，随即订阅了一份。而代理校长王立哉，在杂志上看到《新青年》的介绍广告后，也订购了一份。这些书籍都是由此三人处借阅而来。听闻此事后，尽美便建议我与他一同寻访这三位人士。经过一番交谈，他与我告别，并表示自己即将返回济南。他引用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鼓励我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去。

王尽美离校未满三日，诸城县学联便派遣了两名代表莅临我校。代理校长王立哉立即召集全体师生召开会议，邀请学联代表发表演讲。紧接着，王立哉及初级班主任庄耀南相继发言，表达了对学联提议的支持。会议结束后，枳沟学生会与商会携手成立了枳沟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迅速印发宣传材料，规定时限内严禁日货流通，同时禁止内地物资出口以助敌国。学生们纷纷停课，组成十个人的行动小组，成立反日会，他们或走上集市进行宣传，或沿着通往青岛的道路巡查，检查携带日货及贩运粮食、棉花、花生等物资的商贩。一时间，学生运动在枳沟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

起初查到的日货，曾堆在南河滩上当众烧了一次，后来商会会长赵贡南提议说，日货是中国人花钱买来的，这样烧了，实在可惜，不如把它存放起来，用它救济贫民或作其他公益事业。大家觉得有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查到的日货就不再烧了，都送到商会会长赵贡南所在的商号“瑞复兴”存放起来。我们每去存放一次，都在存储册上进行登记，仓库的日货积存日渐增多。但是有一次我们又去存货时，屋里的货一点也没有了。同学们不知货物去向，就问店内人员，都说不知道。从此赵贡南不见了。不久以后，学生会长王乔年、委员王长令也都不见了。据与他俩同村的同学说，他俩在运动中吸鸦片成瘾，回家变卖家产，全家闯关东去了。这时赵贡南又露面了，说他出去办货不在家，把责任全推到了王乔年和王长令身上。对此，同学们都愤愤不平，但也没有办法。到寒假时，代理校长王立哉、初级班主任庄耀南都辞职了。我在放假前去给庄耀南老师送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怂恿同学起来爱国，同学们废寝忘食，奔走呼号，辛苦了半年，结果黑白不明，有的同学甚至失足落水，流落他乡。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实在对不起同学们。”他俩既不敢彻查究竟，与地方豪绅为敌，又不甘心受此侮辱，才以辞职抗争。这次爱国运动就这样结束了。

03、济南再次重逢

我与王尽美同志的第二次相逢，发生在1923年的暑期。在那年的暑假前，我的堂叔王乐平通过一封来信，邀请我假后前往济南。抵达济南后，我便投宿于大布政司街的齐鲁书社——那是当时山东国共两党共用的秘密联络站。书社面向东方，背对西方，临街设有四间店面，售卖各类进步的图书与杂志，同时经营学生用品，生意颇为红火，便于与众多进步青年建立联系。书社除了店面之外，还设有三间图书室，将书店所售书籍的每一种都保留一本，集中存放于此。屋内中央摆放着一张乒乓球台，周围围绕着椅子、板凳以及躺椅等。实际上，乒乓球台用于打乒乓球的时间并不多，它更多的是作为开会、座谈的场所，而到了夜晚，若是有客人来访，它也常常充当床铺的角色。在书社南头的西窗下，有一张竹床，那便是我每晚的卧榻。

屋内墙上陈列着各式乐器，如箫、笛、二胡、三弦等。每当同志们来访，或在座谈会前、会议结束后，他们便会拿起乐器，吹奏、拉弦、弹拨、歌唱，相互协作，营造出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型音乐会。尽美同志在这其中尤为出色，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其生旦净末的表演更是风趣幽默，无论是旧曲还是新歌，他都能信手拈来，无疑是现场最为活跃的乐手。

早餐过后，乐平叔与尽美同志相继步入室内。他手指尽美，向我介绍道：“这位是王瑞俊同志。”随即转向尽美，亦指向我：“这位则是我的侄子，蔚明。”我回应道：“我们素识已久，只是三四年未曾谋面。”乐平叔离去后，我与尽美同志便开始回顾往昔，互相询问起彼此离别后的种种情形。

在探讨五四运动期间枳沟学子抵制日货的历史经过及其结果时，我提及了学生们内心的愤怒与无奈。我向他提问，面对我国如此腐败的社会，是否还有挽救的可能？又靠谁来拯救呢？尽美同志认为，我的提问颇具分量。他在五四运动期间走遍多地，对各地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他发现，抵制日货的行动未能持续，各种救国团体也纷纷瓦解。他曾为此感到苦闷，但后来在北京遇到了北大教授李大钊，在上海见到了上海大学教授蔡和森等，这些全国青年所敬仰的学者。他向他们请教，他们运用社会发展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帮助他解开了思想上的困惑，并指引了光明的未来。尽美同志进一步指出，我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已是病入膏肓，城镇商号多为地主经营，他们只会祸国殃民，指望他们救国是不现实的。至于学校青年，大多出身地主家庭，虽然我们不能将他们与地主同等看待，但他们受到地主阶级思想和封建社会恶习的影响，只有少数人投身革命，大多数人将成为地主阶级的陪葬品。革命的力量只能来自受压迫的工农劳苦大众。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我们阅读进步理论书籍，逐步解决。

他话音刚落，我紧接着追问：“乐平叔称呼你为同志，不知你是否已经加入了国民党？你对国民党的现状和未来有何看法？”他回应道，孙中山先生思想前卫，博学多才，一心为民，忠诚至极，令人敬佩，他愿意效仿孙中山先生，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然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我说：“你言及孙中山先生大公无私，忠诚报国，我深表赞同。然而，对于其思想的前瞻性与学识的广博，我却不敢苟同。”在我详细阐述了对孙中山先生某些主张的理解后，尽美同志评价我所提出的问题既宏大又复杂，一时之间难以给出令我满意的解答，我们约定日后再深入交流。尽美同志进一步指出，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先生提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主张，相较于康、梁二人，无疑更具进步性；而与一般官僚和士大夫相比，他的思想更是进步。若我们生于那个时代，未必能拥有超越孙中山先生的高明思想。自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听从第三国际的劝告，着手改组国民党，重新诠释三民主义，推动国共合作，这无疑是更加进步的表现。要准确评价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未来走向，还需观察其未来的发展路径。

“王乐平是我的堂叔，然而我对他的了解相当有限，他对我也是一无所知。”随后，我向他叙述了自济南之行以来与他的交往经历。依照家族的礼节，我拜访他时，他亲自为我搬椅、倒茶、关心备至，这让我感到格外不寻常。在家族中，我还是头一回遇到长辈对我如此礼遇。然而，用餐时的情形却让我有了不同的感受。那天餐桌上共有四道菜，我品尝后觉得味道都相当不错。烹饪这些菜肴的是一位我熟悉的穷乡邻，他年近五十，站在一旁为我递饭添茶，我已觉得于心不忍。然而，乐平叔在用餐时突然情绪激动，拍案而起，对炊事员大发雷霆，并给了他两个耳光。这行为在我看来是多么粗鲁和无理！乐平叔自称信仰三民主义，那么民权主义又该如何诠释呢？

尽美同志闻言，感慨道：“在国民党内部，像你三叔这般人物，已是官僚习气较少的典范。即便如此，辛亥革命未能将三民主义付诸实践，在国民党成员的构成上亦可见端倪。然而，对于这些革命先驱，我们仍寄望他们能紧跟时代步伐，更新思想与作风。”言罢，尽美同志便起身告辞。

04、率真王尽美

自那以后，尽美同志对我显得尤为亲近。他频繁造访齐鲁书社，亦常至乐平叔府上，我们相见的频率日渐增多，交谈亦愈发频繁。每一次相逢，无论天文地理，古今中外，话题无所不包。然而，尽美同志事务缠身，常常行色匆匆，长谈的机会并不多。如今回想当年与尽美同志的交往，唯有几回记忆犹新。

一天上午，我与乐平叔正在图书室里看书。尽美同志走进屋来，对着我端详了一会儿，说：“哎，你这人已是师范学生了，来到济南还穿着纳帮的老笨鞋、粗布褂、粗布裤子、粗布袜，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个从乡下来的土包子。若说是王乐平先生的少爷，可有点不装门面呀！”又回头对王乐平说：“你说对不对？”王乐平没有吱声。我便说：“瑞俊老兄，你对我开个玩笑倒可以，却不该在我三叔面前如此放肆！”尽美扮了个鬼脸，模仿京剧道白的腔调对我说：“老弟！你乃有所不知，令叔与我作忘年之交，对我之高见颇为赞赏，我又岂敢吝教？”说着又转身对王乐平长揖一拜道：“三老爷，你道是那不是？”王乐平微微一笑，并不作答。尽美同志又在屋里转悠了一圈，看了看我看的是什么书，就走了。过了两天，我又到乐平叔家去，我三婶子便给我量了身材，做了一件月白色的竹布大褂，还给我一双旧皮鞋，一双线袜。

一晚，尽美同志再度踏入齐鲁书社，向经理王立哉提及：“今夜已晚，愿在此借宿一晚。”言罢，便取来一床褥子和一床被单，打算在乒乓球台上安顿就寝。我建议他睡床，而自己则睡在桌子上，但他却以床铺较短，腿部伸展不开为由，我于是不再坚持。尽美同志整理妥当睡处后，并未立刻入眠，原来他是特意来解答我的疑惑。我们的谈话内容，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延伸至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再从马海龙的诸城占领，谈及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以及国民党人的思想作风。其中，关于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的讨论尤为频繁。总体而言，尽美同志认同我对孙中山、王乐平的看法。他曾经表示，旧三民主义中仍存有封建思想的余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将自己视为高人一等，将群众视作平庸之辈是错误的。孙中山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他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国民党改组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改变这一点，即他能否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革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当人民觉醒并团结一致，共同行动，才能取得胜利。

在这次谈话中，我告诉尽美说，我现在也是国民党员了，乐平叔这次叫我来济南的目的，就是叫我加入国民党。尽美同志说：“在中国现在来说，国民党还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是可以加入的。”

王尽美同志曾多次与我交谈，却始终未曾向我透露“尽美”这一称号。我也未曾听闻有人如此称呼他。直至1924年春天，邓恩铭同志提及，在向我介绍入团事宜时，他便是以“尽美”这一名字相称，我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尽美”便是瑞俊的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