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忆往昔：湘鄂西肃反中并肩作战的战友

贺龙忆往昔：湘鄂西肃反中并肩作战的战友

来源：中央党史文献研究院

原题：《贺龙谈湘鄂西肃反》

作者：黎白

195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亲笔签署命令，正式组建了红军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战史编辑委员会，负责编纂这三个方面军的战史。在红二方面军的战史编辑委员会中，贺龙元帅担任主任，许光达大将军则担任副主任。杨秀山同志兼任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编撰工作的组织与领导。彼时，我供职于解放军总政治部，遵照调令参与了红二方面军战史的编纂工作，直至1962年，战史初稿得以顺利完成。

历经三年的编纂历程，我们深入研究了中央档案馆珍藏的历史原始文件及其他各类历史文献、敌方伪军资料以及档案资料。同时，我们亦积极寻访了当时担任重要职务的敌对势力、我方以及盟友各方的相关人士。1961年2月2日以及4月18日至20日，湘鄂西地区红军及苏区的主要缔造者和最高领导人之一贺龙，多次向编委会第一组，即湘鄂西编写小组的成员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详细讲述了自1927年南昌起义在广东地区遭受挫折后，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返回上海，着手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直至1934年10月与红六军团成功会师的历史。其中，文章对1932年至1934年间，红二军团（亦称红三军）以及湘鄂西苏区所进行的“肃反”运动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探讨。

接下来，我将以对贺龙谈论“肃反”的回忆为焦点，并结合后续对该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理解，对湘鄂西苏区的“肃反”运动进行一次梳理回顾。

（一）

贺龙所领率的湘鄂西苏区及其红三军，自1932年5月起至1934年夏日止，历经四次“肃反”运动。历经将近三年的“肃反”运动，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湘鄂西苏区丧失了包括洪湖苏区在内的多个重要区域，如兴山、秭归、巴东苏区，以及襄阳、枣阳、宜阳苏区，荆门、当阳、远安苏区，均县、谷城、郧阳和房县苏区。湘鄂边地区实际上已不再具备苏区的特征。这使得整个苏区失去了哪怕是一小块的稳固根据地。正如贺龙所言，红军已无立足之地。而红三军的主力部队，历经磨难，从起初的逾两万人锐减至仅有三千余人的规模。苏区原有的独立团与赤卫队，除部分被陆续编入主力部队外，其余武装力量亦几乎损失殆尽。随着苏区的陷落，红三军在敌军前后夹击的严峻形势下，不得不采取被动流窜的策略，处境日益危急，濒临绝境，边缘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肃反”行动。岁月悠长，遭受诬陷的同志数量庞大，所引发的恶果尤为严重，远超当时党领导下的其他苏区和红军所面临的情况。湘鄂西及红三军的“肃反”行动并非源自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创举，其实其根源可追溯至当时的中共中央。至于“肃反”这一称谓，则起源于苏联共产党。

“托洛茨基分子已彻底沦落到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沦为反苏维埃、反革命势力的帮凶。”“面对资本主义的包围压力，企图削弱和破坏苏联的强大，敌人加紧在苏联内部培植刺客、暗害分子和间谍团伙。”“法西斯主义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变成了一群忠实走狗，他们不惜成为间谍，从事暗杀和恐怖破坏，企图使苏联遭受失败，以图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苏维埃政权以坚定果断的措施惩处了这伙人类的蛀虫，对这批人民的公敌和祖国的叛徒进行了铁面无私的审判。”

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经由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到了中共中央。1930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了指令，于红军第一方面军内部展开了针对“AB团”的广泛肃清运动。未波及其他苏区和红军。

1931年1月7日，遵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并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亲自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由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同志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其中王明同志担任领导。由此，中共中央迅速将第三次“左”倾路线推广至各中央分局、各苏区和红军。在推进肃反工作的过程中，中共中央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各苏区和红军务必加强力度，开展“旨在彻底清除AB团及所有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此外，中央任命张国焘为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夏曦则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从组织层面上落实了相关举措。肃反运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自此在苏区和红军内部全面铺开。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随即展开了肃反行动。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屡次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及省委发送涉及“肃反”工作的指示。针对当时湘鄂西党组织内部出现的不同观点和争论，凡是对中央委派的分局书记夏曦所提出的政策或方针持有激烈不同看法者，中央往往将其统一视作“反革命势力对党的破坏”以及“机会主义分子、两面派的党派”对党的领导、中央分局及国际路线的挑战。在湘鄂西的苏区内，仍潜藏着诸多反动派系，如国民党、改组派、北极会、硬肚会等。当地党组织尚处于对反动势力系统性的大规模打击阶段。鉴于此，亟需借鉴鄂豫皖苏区在肃反工作中的成功经验，积极动员群众，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迅速剿灭反动组织，并以此为基础，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肃反工作。

贺龙在回忆中提及，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所进行的“肃反”行动，是在中央连续下达三道命令并对其执行力度进行批评之后，才得以迅速推进的。然而，就湘鄂西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中亦有其内在因素，党内矛盾早已变得尖锐。

夏曦，身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坚定支持者与中央候补委员，于1931年春抵达湘鄂西地区。甫一抵达，便对先前党、政、军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全盘否定，此举引发了除少数领导人外，所有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批评，亦招致了苏区各级领导人的普遍不满。

彼时，尽管夏曦遭受了众多干部的指责，他却依旧固执己见，坚信自己的判断无误。矛盾冲突愈演愈烈，湘鄂西省委不得已派出代表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并恳请给予指示。而中共中央……仅在少数具体问题上对夏曦的失误进行了更正，例如纠正了撤销红三军各师师部的决定等，然而在总体方针、政策和路线方面，却坚定地站在夏曦一边，甚至对那些批评和指责夏曦的同志提出了质疑。“一些敌对势力，以及党内持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立三主义立场和邓中夏崇拜者，势必将利用中央分局所犯的错误作为反击的契机，对中央分局的总体路线进行诘难，进而攻击国际和党中央。”必须对那些持有疑虑、不赞同、心怀不满以及未能坚定贯彻中央路线的同志，采取严厉的斗争和毫不留情的打击。这无疑为夏曦注入了一股勇气，却助长了他错误的发展轨迹。

在此期间，红三军在贺龙与邓中夏的指挥下，已于1930年10月撤离苏区，跨过长江，开始了南征之旅。他们转战湘鄂，历时一年有余，直至1931年10月，才与驻守洪湖的红三军第九师胜利会师，重返苏区。正是在这一时刻，贺龙重逢了久违的故交夏曦。

贺龙回忆说：

获悉红九师六军的最新动向后，我即刻修书一封，命李士奇同志前往迎接段德昌同志，并在信中请邓中夏同志亲自签署。李士奇同志自苏联归来，出身于工人阶级，籍贯湖北。翌日，德昌同志如约而至，并交付我一封信件。信由夏曦同志执笔，信中主要提及：自上海分别后，德昌同志前往苏联，并最终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归国后，中央委派他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一职，而我则担任委员等职务……

争论的起因追溯至三军归来之后，其根源可追溯至九师外出时的一次谈话与一项决议。夏曦初抵洪湖，九师已在朱河设立据点。在江南战事失利之前，段德昌率领九师攻克周老咀与老新口两处据点，意图将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连成一片。正当九师捷报频传，节节胜利之际，夏曦却在周老咀将伤员遣散。段德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批评夏曦同志的行为是退缩逃避与悲观失望的表现，并警示这种情绪若蔓延，将可能导致苏区的失败。

水灾肆虐，周老咀的堤坝不堪重负，终至崩塌，四周顿时沦为一片泽国，仅余几根残垣断壁。夏曦在此事上犯下重大过失，他解散了地方工作人员，并将伤病员遣返家中。直至部队面临粮草不济的困境，夏曦方才召开分局会议，商讨应对之策。会议最终决定派遣九师出征。夏曦向九师领导阐述任务，指出首要任务是接应主力部队返回洪湖，其次是拓展襄北地区。同时，他决定由万涛接替邓中夏，担任三军政治委员，并命汪洋负责守卫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德昌率部攻克周家矶后，乘船转战沙洋（当时四周均被洪水淹没），直至刘候集，方接到分局的新决议。决议内容与之前的谈话有所出入，调整了九师的任务优先级，将开展襄北工作置于首位，其次是接应三军返回洪湖。

从现今的视角审视，这两个使命九师已圆满完成。不仅成功接回了红三军，更实现了与襄枣宜地区的有效贯通，且成功清除了数个敌占据点。然而，正当此时，敌人对江南苏区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在敌人对江南苏区发动攻势之际，夏曦未将队伍集结以支援江南，亦未提供恰当的指令，顾虑个人责任，意图推责于人。江南苏区的最终失败，最终将责任归咎于段德昌与陈培荫同志。自周老咀至刘候集相距三百里之遥，其间的十八里系水路所贯穿。鉴于刘候集并无敌军驻守，难道您不能下令九师返回吗？

三军凯旋归来，途经竹根滩、潜江等地，连续召开四次代表大会，却引发了三次激烈的争论。其中，九师仅完成了接回红三军的任务，这一说法在潜江会议上成为众矢之的，夏曦受到了集中批评，但争论最终无果而终。九师出征时仅有不足一个团的力量，归来时却壮大了规模，新增了一个团，然而夏曦对此功绩视而不见，反而指令省委对九师行动作出决议，借此挑起他们对段德昌的反对（当时省委成员包括杨光华、彭之玉、崔琪、马武等）。争论的核心议题是江南的失守，同时也牵涉到立三路线和撤退逃跑的问题。

“段德昌对此决议表示异议，他对夏曦提出质疑：江南苏区的失守是您的责任还是我的？部队可以调动，为何您不提出调令？您先进行了谈话，决议后才出台，我们随后便离开，责任怎能归咎于我们？再者，当时遍地都是水，在襄河两岸又如何进行游击战？面对段德昌的问题，夏曦无言以对。”

关于我们的争论，他认为红三军南归洪湖是一个持续性的错误决策。他们回师后攻打钟祥、岳口，并派遣一个师负责粮食补给，这有何错？事实上，夏曦与整个新前委产生了分歧。新前委成员包括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荫以及我，万涛担任书记。在竹根滩激战六天后，争论也持续了六天，导致部队指挥陷入混乱。

在会议期间，党的同仁以及军事干部纷纷对夏曦提出批评。然而，夏曦只是紧闭双眼，一闭便能持续半日之久。然而，一旦他睁开双眼，便即刻展现出杀伐果断的一面。我常说，他的性格与关羽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受批评后，回来处罚大家。经省委正式决议，决定撤销军部及师部，将三军改编为五个大团，并对干部实行降级使用。大团编制规模达7000人，小团亦不少于5000人。此举无疑进一步激化了干部群体中的不满情绪。许光达因负伤于龙王集而备受困扰，幸得这颗子弹命中精准，否则他恐怕早已命丧夏曦之手。”

重返周老咀，问题愈发棘手。尽管并未撤销我的军长职务，却连一间可居住的房屋都寻觅不得。那晚，我暂居于李剑如的家中，与他及绰号马克司的艾逸之同住。我们三人共度了一夜的时光。李剑如是孙中山前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忠实卫士长，出身于工人阶层，起初被征召担任独立师的师长，但最终选择留在九师，担任政治委员一职。在苏联期间，他便投身于与那二十八个半人的激烈斗争之中。

“翌日，我与夏曦同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然而他依旧执着于那些先前的疑问，不断抨击三军南下的决策为长久以来的失误，指责九师未能完成主要使命，而他的妻子也站在他身旁，一同为他的观点辩护。”

“翌日，另一事件再度发生，我遂将一系列问题逐一向他列举。我指出，身为军分会主席和三军军长，却遭遇省委随意取消军部、师部的决议，这是否应予以执行？你的对话与决议，是否涉嫌阴谋？江南失守的责任究竟在谁？对段德昌的处分为何未通知本人？三军南下的失误究竟在何处？”

“我指出，你初来洪湖不久，对当地地形不熟悉，与红军和民众的联系也不紧密，却擅自组织了三军前委，连万涛同志这样的政委都不予邀请，这种不伦不类的机构如何能行？你对所有干部进行处罚，今后我们如何还能和谐相处？你处理的几件事，似乎都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党性原则和对党的忠诚。我作为军长，竟然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最终，夏曦同志才勉强同意，为我安排了住处，这才使得军部得以恢复秩序。”

事实上，夏曦在那段时期颇为孤立。当刘候召集众人会师之际，万涛曾不经意间向我提起“出将入相”，我起初并未领悟其深意，直至事后方才恍然大悟，那是夏曦的诡计。

在湘鄂西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对夏曦同志的领导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和不满。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兼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了对夏曦的不满。中央在听取尉士均的汇报后，派遣关向应同志前往湘鄂西。尉士均与关向应一同前往洪湖，途中关向应在船上成功说服了尉士均。关向应之所以能说服尉士均，是因为他携带着中央的立场而来，尚未与当地干部接触，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有限。

1931年1月22日至30日，湘鄂西苏区成功召开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此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夏曦全面驳斥了自1927年秋收暴动以来在创建苏区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并着重夸大了在他领导下取得的所谓“巨大成绩”。这一言论引发了与会多数代表激烈的反对与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分局领导并兼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及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关向应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对夏曦的支持意见。中央将万涛等同志对夏曦一系列错误做法的抵制与批评，定性为“针对中央分局发起的反党派别斗争，是背离中央、违背国际路线的小规模组织行为。”中共中央的这一错误判断，不仅迅速将大会的方向导入了歧途，更重要的是，它为湘鄂西地区全面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夏曦在湘鄂西党和红军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使得他得以独断独行、恣意妄为，进而导致湘鄂西苏区实施了“肃反”政策，并使之无限扩大。

贺龙回忆道：

在四大会议的首日午后及次日，与会代表纷纷对夏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超过七十位代表向他提出了诸多严肃问题，涉及土改过程中对中农利益的损害、地主全家被屠杀、富农被迫撤离苏区，以及苏区在发展及江南地区的失败、红军的改编、红军整体的处分，甚至包括在攻占老新口时对伤员和地方干部的处理等。这些问题令夏曦同志深感困扰，场面一度激烈，下面拍桌之声不绝于耳，而夏曦同志在台上则显得如同一具僵尸。

“在本届大会中，负责搬运书籍的共有两对伴侣，分别是夏曦先生与夫人，以及潘家辰先生与夫人。他们在关于书籍的辩论中显得尤为激烈。我们当时对这一议题的理解尚浅。”由于先前邓中夏同志的到来，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今夏曦同志又对红军进行整顿，这让我以及一些干部产生了对偶像的不信任感。”

“在大会次日的午后，会议暂停。关、尉两位抵达后，便与几位同仁进行了交流。随后的日子里，会议暂停了整整一日。当会议重新召开时，尉士均率先发表见解。他指出，向中央汇报夏曦的问题是不当的，江南战役的失利应归咎于段德昌，九师的北上决策亦是错误的，而三军的南征则是一连串的错误决策。

“继此，关向应同志受中央委托发表讲话，随之，对夏曦同志的反对意见得以平息。杨光华同志在关向应同志讲话后发言，其言辞颇显不当。发言后，现场发言者寥寥无几。潘家辰夫妇随即提出反驳，双方争论激烈。潘家辰同志代表了地方干部的正确立场。”

“在此次大会中，尉士的行为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他否定了正确的观点，协助夏曦对地方干部进行打压，从而与地方干部之间形成了深深的裂痕。关向应同志在会上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代表中央发表的讲话颇具分量，压制了地方干部及潘家辰的观点。”

“关向应为何扮演如此角色？原来，他曾在反对立三路线时遭受了打压。在立三路线阶段，关向应负责军委工作，那些推崇国际路线的人试图将他拉拢至对立三路线一方，但他始终坚定立场。夏曦长期以此问题纠缠关向应，直至二、六军团汇合。这让关向应深感痛心。”

关向应抵达洪湖后，中央赋予他三项职务：三军政委、分局委员以及军委分会主席。然而，夏曦实际上仅让他担任了三军政委一职。在“四大”会议之后，三军军部启程时，他虽被任命为政委，却未配备政治机关，可谓是孤军奋战。即便如此，他担任三军政委也是有条件的——即孙德清担任军参谋长，方才得以接受任命。当时，孙德清已站在夏曦一方，他出任参谋长，实为监视关向应与我的行动。

“面对政治机关设置不当的争议，各部队（当时已组建了三个师）意见不一。段德昌同志在提及此事时，曾在新沟咀表示：若缺少政治机关，我们的政治委员如何能履行职责？这将给军长和政委的工作带来不便。我询问原因，段德昌回应：一方面是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旧军人的问题……听到这番话，关向应同志显得十分不安。”

在“四大”战略部署期间，湘鄂西苏区与红三军虽然遭受了敌人的严密“围剿”，然而夏曦依然推行“肃反”行动。在军事上，只要部队活动于洪湖境内，众多指战员便与其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最终，部队被迫分兵，导致指挥系统混乱，最终以失败告终。贺龙回忆道：

“在龙王集的战斗中，我们是有计划地发起进攻的。起初，夏曦并不批准我们出战，但经过一番争论，他最终同意了。在‘四大’之前，部队士气低落，怨言四起。若不通过一场胜利的战斗来提振士气，情况只会更加糟糕，因此我力主争取让部队投入战斗。参与此次战斗的部队共有三个团，包括汉川独立团，共计9000人。段德昌虽然名义上仍是团长（随着师的撤销，段德昌作为九师师长自然离职），但他在这次决定性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指挥作用，成功击溃了敌第四师十二旅和第四十八师特务团等部，俘虏了敌旅长张联华及其部下近4000人。”

在瓦庙集和台李庙附近，夏曦同样禁止红军外出，但红军仍积极寻求外出机会。我们主张前往白区作战，因为苏区粮食匮乏。相较之下，襄北地区陆地广阔，且粮食充足，便于集中兵力，还能动员群众，优势明显。瓦庙集之战持续了一周仍未攻克，分局对此给予了批评。在反四次“围剿”期间，我率领5个团在荆当远（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击溃了王太、崔二旦的部队，随后返回洪湖攻打新沟咀。新沟咀之战中，二十六团和二十七团参与战斗，将敌人驱逐至老新口，我们在那里设防，成功消灭了范绍增部。当新沟咀的战斗进入高潮时，王一鸣前来询问对策，我坚定地回应说必须坚决战斗！只有打赢了才能取得胜利。

在敌军发起的第四次“围剿”的第二阶段，我们提出将主力部队转移至外线，直指应城，对武汉构成威胁，敌人必然会撤退。此举不仅能拓展襄北的斗争空间，同时也有利于巩固我们的老区。在此期间，贺炳炎与宋盘铭已在襄北组建了独立团。然而，夏曦却持不同意见，他主张寸土必争，主张在洪湖地区展开战斗，并要求段德昌构筑碉堡。段德昌在执行任务的同时，嘴角挂着笑意，为此，段德昌还受到了处分。夏曦与部分地方干部坚定地认为应在洪湖地区作战，而军队干部则坚决主张外出作战。双方争论持续了四五天，最终的结果是采取了分兵的策略。

分兵行动后，洪湖内部驻守的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多达十数个警卫团与警卫营均未能幸免。在新沟咀的激战中，七师的政委鲁易英勇牺牲。我军抵达襄北，于大洪山一带辗转周旋，在一次突发战斗中，不期而遇敌军五十一师。凭借我率领的少数部队的坚定抵抗，成功收拢了散兵，损失微乎其微。此战令参谋长唐赤英对我刮目相看，自此，他才开始与我携手共事。他感慨地说：“我过去对你的认识有误，若非你挺身而出，恐怕我军将陷入绝境。”

经与敌五十一师交战并经历上文所述之役后，部队转战至襄河畔，接收了第七师的编入，继而与夏曦等人再度集结，方才得知洪湖战役已告失利。

（二）

湘鄂西地区肃反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源于对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官张锡侯的审讯。在逼供信的手段下，张锡侯供称与天汉县军事部及游击队中的某些人员存在勾结，并计划于5月18日发动暴乱。据此，当局逮捕了被指认的涉案人员，并继续采用逼供手段，导致越来越多的“改组派”成员在压力下供出同伙。

与此同时，关向应在吴堰岭的红三军军部所在地对一名违反群众纪律的红八师特务队长进行审讯时，该特务队长供出了“红三军内部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的详情”，进而揭露了包括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在内的一批师、团、营级干部。自此，肃反运动在湘鄂西苏区和红军队伍中全面展开。

身为红三军军长的贺龙目睹部下屡遭以“改组派”之名拘捕，而此举却鲜有通报于他，更遑论与他商议。在激烈的战事中，夏曦派遣专人携带着一份抓捕令，送至红三军政委关向应手中。面对此令，关向应虽无他法，但亦未与贺龙进行商议。

1932年12月19日，湘鄂西省委前书记杨光华在致中共中央的汇报中坦言：“此次对重要分子的逮捕，系由中央分局的负责同志与省委部分负责人以及省保卫局长共同作出决定。”随着省委部分领导及保卫局局长的接连被“肃反”所波及，局势演变为不断杀戮与更替的恶性循环。如此一来，不久之后，决策权便集中到了夏曦一人的手中，所有行动均由其一手定夺。

贺龙回忆历史时称：

红三军的“肃反”行动始于军部驻扎于吴堰岭期间。当时，红八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宰杀鸡牛充饥，关向应同志将其擒获，该特务队长承认自己是“改组派”成员。次日，胡慎己亦被拘捕。此时，后方的“肃反”运动已全面展开。事实上，这一运动首先在后方拉开序幕。不久，军部迁回洪湖，芦冬生同志所率领的特务队随即被派遣至周老咀，专门负责监押“改组派”成员。

夏曦之对党的信念早已显现端倪。文家墩战役结束后，他下令拘捕了孙德清，而孙德清正是在我与他会同前往第七师师部途中被捕获的。与此同时，一同被捕的还有第七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孙之涛乃四大文豪之一。昔日捉拿人手，夏曦总会递给关向应一张指令，关向应便遵照夏曦的吩咐行事，那张指令我从未得见。文家墩战后，红三军大规模抓捕人员。那些被捕者都深知等待他们的命运不会美好。在被押解离开时，他们被迫交出了武器、皮包等物品。而且，连续两天白区里都没有人逃跑。这样的行为，反革命分子会做出吗？”

“在洪湖地区的“肃反”行动中，区县干部几乎尽数被处决。而在红三军中，一些连队甚至经历了多达十多个连长的牺牲。夏曦在洪湖的战斗中持续了数月之久，而在这场“肃反”行动中，便已导致超过一万人丧生。现存的几位女同志，之所以幸存，乃是因为在当时的屠杀中，先是对男性进行了清理，随后才轮到女性。面对敌人的突袭，她们因来不及被杀害而得以存活。洪湖战役失利之后，夏曦与红三军于大洪山地区重逢。彼时，他们依旧在山中辗转徘徊，昼间捉拿无辜，夜幕低垂时则对之施以极刑。然而，无论是拘捕还是处决，皆无任何确凿的证据支持，纯粹是凭着一己之见，指名要犯，逼问口供。例如，捉拿樊哲祥、谭友林等人，其理由在于他们曾于段德昌领导下的机关从事过油印工作。”

分局决议，在“肃反”行动中，红军营级以上干部以及地方政权中区委书记及以上的干部，均不得“自首”。换言之，一旦他们被认定为“改组派”而被捕，将面临被处决的结局。此一决策由夏曦负责拟定，“仅限于中央分局、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以及省政治保卫局长、红军政治委员知晓。”对于其他人员，包括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中央分局委员贺龙在内，均予以严格保密。

《报告》中进一步揭露：“在分局及省级党政群领导机构中，除少数高级领导与事务人员外，其余均为反革命或疑似反革命分子；宜昌特委及沔阳、江陵、川阳、天汉、天潜等县县委成员，均为反革命一派；江南、潜江、监利等县县委及襄北特委，除个别成员外，全体均涉嫌反革命；京山、荆门、云孝等地的县委书记，以及众多区委书记和各县保卫局工作人员，亦属反革命之列。几乎每个地方的党支部内都存在反革命组织。省军委参谋部的七位科长，红三军的参谋长，红八师的师长，以及三个师的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三个师政治部的组织、宣传科全体成员，多数团长、团政委、团参谋长，以及部分营长和连长，后方军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多数县的军事部长、游击队长，亦均涉嫌反革命……”

杨光华向中央提交的这一报告，撰写于湘鄂西苏区首次开展大规模“肃反”行动的那一年。恰逢洪湖苏区的斗争遭遇挫折，杨光华在孤身离开洪湖抵达上海，并入驻中央机关之际，这份报告便应运而生。由于距离“肃反”活动的展开时间极为接近，加之他身为参与“肃反”工作的省委书记之一，除夏曦之外的重要角色，因此他所撰写的这份长达万余言的报告，在事实陈述与观点表达上，均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谈及杨光华同志，贺龙表示：“他在某些错误中负有责任。作为省委书记，他应如何解释取消红三军军部、改编为五大团的决定？以及江南战役失利后，省委处分段德昌与陈培荫的原因？在建党、土改等领域出现的失误，杨光华同志亦难辞其咎。在‘肃反’问题上，他的观点颇为恶劣，身为肃反三人小组成员，他理应提供相关材料。”

1959-1962年在参与编纂《红二方面军战史》的过程中，我有幸与杨光华共事，我们一同隶属于湘鄂西地区编写的第一小组。杨光华担任本组的顾问，系贺龙将军亲自指定邀请而来。我有幸与杨光华先生有过多次深入的交谈。在交流中，我曾向他请教过那份他呈递给中央的重要报告。他回忆道，在洪湖突围的关键时刻，他与少数同志一同抵达洞庭湖东山地区。得知洪湖苏区已被敌军彻底占领，他们才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并撰写了那份报告。他强调，报告中所记载的种种情况，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坚信夏曦的领导以及“肃反”运动均无可挑剔，它们是忠诚地贯彻中央路线与国际方针的典范。。

听闻此事，我倍感惊奇。为何在时隔30年，即便早在1945年中共中央已颁布《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且建国已有十多年光景，杨光华却能如同从天而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严重过失及中共中央后来的正式结论一无所知？

起初，杨光华抵达上海未久，便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担任满洲省委书记一职。及至任职一年之后，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王明，搭乘中苏共同管理的中东铁路列车前往苏联，途经哈尔滨时，特意通过密电通知杨光华，要求他及其他省委领导一同乘车汇报工作。杨光华便与省委机关内的几位负责人同行，随王明抵达莫斯科。刚一下火车，王明便向前来车站迎接的苏联肃反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宣称，他所陪同的几位满洲省委领导成员均为反革命分子。于是杨光华等人被当场逮捕，随即被投入苏联远东地区的“共产国际劳动营”，自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劳改生涯。

在集中营中，关押的无一不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共产党高层领导。历经十余年的残酷折磨，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幸丧生，或是在无尽的苦难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而满洲省委的其余几位领导也相继离世，唯有杨光华顽强地存活了下来。1945年年初，正值苏德战争紧张之际，驻守集中营的苏联红军被紧急调往战场，狱中的管理工作便逐渐落到了囚犯们的肩上。杨光华因此得以担任了分发每日食物给囚犯以及周边集体农庄社员的重任，正是这份职责让他得以幸存至今。

自1949年至1950年间，我党领导人毛泽东与周恩来同志出访苏联，期间向斯大林同志呈递了一份名单，其中收录了部分滞留苏联的我党同志，希望苏联政府能协助他们返回祖国，以便投身于国内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名单中便有杨光华的名字，因此他得以在50年代中叶重返故土。回国后，杨光华寓居中央组织部，却未获分配具体工作。他自己亦未积极投身于学习，去深入了解国内近三十年的变革与发展，对党内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及中共中央的相关结论亦未予深入研读。

在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组建之际，贺龙提议由中央组织部调派杨光华担任第一编写组顾问。尽管杨光华当时生活在五十年代，其思想却依旧固守于三十年代初期的理念。在向编委会同仁阐述当年历史细节时，他毫无保留地依据个人记忆与理解，描述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以及夏曦的领导状况，并坚信包括肃反在内的各项路线、政策均无懈可击。凭借其非凡的记忆力，他几乎能将当年向中央呈报的报告中列举的反革命分子名单倒背如流。因此，激起了与会全体人员的强烈愤慨，尤其是几位在“肃反”运动中深受其害的原红三军干部，他们的怒火达到了顶点。这场风波令杨光华陷入混乱，恐慌不已。自此，他声称对过往的历史记忆模糊，对湘鄂西地区的往事闭口不提。从这一现象来看，杨光华在肃反运动中的经历，无疑也是一个悲剧。

对于湘鄂西苏区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肃反”运动中所导致的严重冤案，本文特此摘录一份尚不全面的、经过审慎调查的遭受“肃反”不实指控的领导人名单，以补充贺龙将军的讲话内容。

一类是负责创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及领导红军队伍的同志，其中包括参与并主导湘鄂西地区秋收起义的英勇战士。

另一群体则包括那些曾投身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参与湖南、湖北两省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的老一辈党员，以及那些赴苏联深造，学成后奉命回国投身于苏区建设与红军发展的同志们。

此类人物包括曾投身国民党军队后毅然起义者，以及潜伏敌军内部从事兵变工作，最终重返根据地与红军并肩作战的同志。他们分别是：湘鄂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省军委主席团委员、鄂西特委前副书记及红三军政治委员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沔阳县委书记冯纯，省委委员刘蜡喜，省委候补委员蓝育才，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省监委委员、省苏维埃副主席刘革非，省监委委员、党校校长及省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侯蔚文，省委监察委员、汉阳县委书记黄秋松，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湘鄂边特委常委、省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徐彬，《红旗》编辑毛简青，省委发行部长陈克昌，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均，省委巡视员潘家辰，银行行长戴补天，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省苏维埃经济部长栩栩，省苏维埃土地部副部长陈祖培，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王恩平，以及省苏维埃司法部长朱子贞等。

红军领导层包括：省军委委员孙德清，红三军参谋长，以及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克明，亦即柳直荀；湘鄂西省委委员彭之玉，担任红七师政治委员；红七师政治委员还包括王鹤与李剑如，此外，赵炎任参谋长。省军委委员周容光则担任红七师参谋长，省军委委员段玉林为红八师师长，胡慎己任参谋长，戴君实担任政治部主任。红八师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周子服担任。湘鄂西省委委员孙子俦担任红九师政治委员，张应南与胡悌为参谋长，刘鸣先与吴凤卿则担任政治部主任。

此外，该事件还导致了江陵、川阳、石首、天潜等十余个县的县委书记，以及部分常委和区、乡级干部的遇害，同时，红三军中的众多团、营级干部，以及大量基层干部亦遭受了不幸。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党代会上，以及在此之前的会议上，那些曾对夏曦的错误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的领导干部与大会代表，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绝大多数不幸丧生。

（三）

湘鄂西地区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肃反”行动，实乃导致洪湖苏区斗争失利、红三军被迫撤离，以及湘鄂西中央分局所领导的其他特委以及零散苏区相继失败的至关重要因素。此后，在夏曦的直接指挥下，即便……众多苏区已相继消失，红军亦遭受了巨大损失，然而“肃反”运动却未曾停歇，一波接一波，接连展开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大规模的“肃反”行动。苏区丧失，无干部可杀。“肃反”运动的核心在于连续对红三军各级军事和政治领导干部进行错误指控与迫害，导致红三军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谈及红三军撤离洪湖以及随后进行的“肃反”运动，贺龙如此阐述道：

“在红三军于大洪山北麓区域意外发现红四方面军的布告后，我们得知他们已从鄂豫皖苏区撤离，转战至大洪山一带。随即，部队内部开始讨论未来的行动方向。在枣阳王店，我们召开了分局扩大会议，夏曦、关向应、宋盘铭以及我共同参与了此次会议，主要议题聚焦于行动计划。会上，大多数同志倾向于坚守洪湖，提议对王炳南独立团进行改组，更换干部，并建立湘鄂边党委，以便在湘鄂边地区继续展开斗争。然而，也有一部分人主张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两种观点在会议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夜幕降临，我们匆忙作出决策，决定由豫南西进，穿越陕南，最终返回湘鄂边坚持战斗。夏曦的理由是：既然红四方面军能脱离苏区，我们同样可以。我们抵达湘鄂边，也并非真正离开苏区，那里还有机会重新夺回洪湖。夏曦原本坚持守卫洪湖，反对主力外出作战，正是因为担心万一洪湖失守，他将不得不向中央承担相应责任。洪湖战败后，他率领残部与大部队会合于大洪山，却依旧拖延不前，除了持续执行‘肃反’行动，并无其他计划，这亦是出于对远离洪湖的恐惧，担心自身责任难以承担。当他看到布告，得知四方面军已撤离鄂豫皖苏区，他认定红三军撤离洪湖苏区亦是合理的选择。即便中央追究责任，毕竟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在先，又有何惧？

“至此，夏、关、宋三人商讨起如何扭转局势，然而他们心有余悸，深知转败为胜非易事。”此刻，军中弥漫着草木皆兵的紧张氛围，内部进行着肃清反革命的行动，导致军心不稳，战斗力大幅下降。事实上，军队中真的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吗？如果真的存在，难道就不会对夏、关和我等人下手了吗？我遂言：“你们定夺，这支部队便由我领队。”于是，我率领着部队跨越了绵延的桐柏山，循着伏牛山脉的西麓继续前进……

本次行军路线的规划旨在有意识地规避与敌军正面交锋。鉴于部队战斗力已显著下降，选择从陕南穿越汉水，再经巴东渡过长江，均为相对安全的路径。然而，行军途中，部队的艰辛程度难以言表，物资匮乏，士兵们只能以柿子、核桃和高粱杆为食。即便如此，夏曦仍不时进行杀戮。他对段德昌、王炳南等人充满怀疑，开会时也从不邀请他们参与。两次欲加害。

“你有证人或物证吗？”他无言以对。我接着说：“你要求我写声明，回忆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任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出示名片，找我洽谈，索要十万元。我款待了你，安排了住宿，并曾支付给你五万元。虽然没有收据，但这是事实。你杀害了如此多人，还能称自己是党员吗？请你写下声明。”这场闹剧最终导致我陷入尴尬。关向应出面调解，声称夏曦是共产党员。

“胡子，别生气了！”我回应道：“有什么好气的，你这样处理实在不妥！”抵达巴东后，我对他说：“我们在这里休息一晚，好好睡一觉再继续赶路吧！”

“行军途中，我部损失惨重，人数锐减，约三分之一。部队原定由大洪山启程，共计一万四五千人，然抵达鹤峰时，仅余九千人。”

1933年伊始，贺龙向夏曦提议召开中央分局的会议。然而，中央分局的委员们因被夏曦以“改组派”的罪名遭到处决，所剩寥寥无几。此次会议仅夏曦、贺龙与关向应三人出席。会议围绕三个议题展开讨论：首先是恢复根据地的建设和整顿红军的秩序；其次是攻占一座县城以供部队休整之用；最后是提议停止“肃反”行动。

“既然你担任书记，何不召开一次会议，让我们推选合适的人选？”但关向应却严厉地批评我缺乏组织纪律观念，言辞激烈。

会议结束后，贺龙指挥红三军于1933年1月13日成功占领了桑植县城。在湘西地区盘踞已久的“土皇帝”——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曾与贺龙有过共事经历，并曾交手过，对贺龙的指挥才能有着深刻的认识。鉴于红军的赫赫声威，他一方面加强了自己的防备，另一方面，他致信贺龙，恳请红三军放过他的部下周燮卿旅，同时表示愿意放弃大庸等数个县份，以期双方能够和平共处。贺龙将此信交予夏曦与关向应审阅。夏曦则认为陈渠珍此举不过是权宜之计。

贺龙提出策略，主张应巧妙运用敌方内部的矛盾，与陈渠珍达成一段时期的和解，借此争取宝贵的休整与成长时机。即便先一步掌控桑植全县，亦是值得的。

关向应认同贺龙的观点，而夏曦则持不同意见，双方意见相左，争执不休。于是，他们决定召集九师师长段德昌和政委宋盘铭共同商议。段德昌和宋盘铭亦赞同贺龙的观点。然而，夏曦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表现，并坚决下令对周燮卿所率的第三旅发起攻击。然而，敌军展开反击，导致桑植县城失守，红三军不得不撤退至鹤峰毛坝的大山之中。

“自此，红三军开始了频繁的流动作战。”

红三军在攻击周燮卿旅时遭遇挫败，夏曦坚信此乃军中“改组派”暗中作祟。1933年1月下旬，中央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夏曦竟意外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并倡导创建新红军的提议，同时坚持要继续推行“肃反”政策，此提议立即遭到了与会全体同志的坚决抵制。

贺龙回忆争论情况道：

“关于解散党的提议，我持不同意见。在我服役于旧军队期间，便萌生了加入党的愿望，直至南昌起义爆发，我才得以正式成为其中一员。我深知红军是党的领导核心，对于解散党的主张，我无法接受，至于其他理由，我暂时难以表达。”段德昌补充，段不满意。‘你致使红军覆灭，苏区沦陷，如今又意图破坏党的根基，你究竟是革命的英雄还是历史的罪人？“我从小的教育都是党给予的，我在莫斯科加入了党。我不赞同解散党。”

夏曦援引莫斯科支部局的先例，实则该局所倡导的是暂停党的运作、进行清党。至于其是对是错，当时分局会议上的同志们对这一问题都感到困惑。尽管如此，夏曦提出的“持剑者”论调并未令众人畏惧，反而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尽管他未能实现解散党的目标，但夏曦对此深感不悦。作为一名记仇且心胸狭隘的最高领导人，在有利时机下，他总是想要报复，甚至不惜人性命。

果然，不足两月之期，夏曦毅然决然，不顾敌情之严峻与红三军所面临的困境愈发棘手，更不顾贺龙多次的坚决抵制，执意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他悍然捕杀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洪湖苏区的主要缔造者、红九师师长段德昌，以及湘鄂边特委委员、前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还有一批团、营级干部。随后在五月和六月，夏曦又发起了第四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并捕杀了红七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等众多军政要员。此次“肃反”一直持续至1934年春季。在连续多次的“肃反”中，红三军中的军政领导干部接连被处决，有经验的各级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

在回忆起对段德昌实施逮捕的经过时，贺龙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质问道：“为何要逮捕德昌？”

夏曦冷语：“他是改组派。”

问：“有何依据？”

夏曦宣称：“段德昌从前线传信，要求带领队伍返回洪湖，此行为已被视为带领队伍撤退，构成叛变。”

我火了，说：“你过于武断，德昌写信给你，显然是在提建议。他若真的打算率领队伍前往洪湖，何必通过写信，又何必返回军部呢？”

夏曦理屈，仍呼喊：“必杀！”

我坚定地表示：“决不同意。德昌功勋卓著，何来所谓的‘改组派’？绝不可加此罪名！”

夏曦猛地一拍桌案，语气坚定地宣告：“哼，我已下定决心！”

在夏曦援引党的严明规定行使“最终决定权”之际，贺龙无奈只得遵从，眼含热泪，痛楚难抑。行刑段德昌之际，贺龙特地命伙房备上美酒佳肴，他要段德昌在赴死之前，能饱餐一顿。

段德昌临刑前提出三要求。首先，红三军陷入极度的困境，此地土地贫瘠，百姓生计艰难，缺乏粮食，因此必须返回洪湖；其次，本人并非改组派成员；再者，红军弹药已告罄，不如节约每一颗子弹，以刀代之，完成壮烈牺牲。何等壮烈，何等慷慨！

在贺龙与夏曦就段德昌的生死存亡激烈争论之际，关向应亦在场聆听。屋外，夏、贺、关三位首长的警卫员肃立一旁，贺龙情绪激动，拍案而起，高声呼喊，其声音远播至屋外，足见其情绪难以自抑。然而，即便如此，他终究未能挽救段德昌的生命。

关于诬陷并杀害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的详情，贺龙如此陈述：

那日晚餐过后，夏曦、小关与我一同走在村口，目睹了王炳南被捆绑着带出。当时气温依旧寒冷，王炳南的上身已被剥尽，身上满是伤痕，甚至有蛆虫在爬行，而那时正值三月份。当他看到夏曦时，他愤怒地大声呼喊：“夏曦，你这个混蛋，我怎么会是改组派？记得洪湖撤退时，你在江陵落水，是我救你上岸，救了你一命。这样的改组派？你瞎了眼，竟将同志当作敌人杀害，你到底杀了多少同志……”

“胡子，我最后一次听你劝告！”就是这样，他被残忍地杀害了。

夏曦在铲除段德昌、王炳南等一众领导之后，即便面临贺龙与关向应的强烈反对，仍于3月24日作出了解散党组织、共青团组织以及省苏维埃政府的决策。自此，红三军内部失去了党、团组织及政治机关的架构。仅剩下一个由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位党员构成的湘鄂西中央分局。

此后，那些曾与夏曦、贺龙并肩共事的资深将领们，曾如此回忆道：

“夏曦抵达湘鄂西后，除去对同志的残忍迫害，实在难觅其他成就。苏区之所以陷入困境，根本原因在于“肃反”运动导致各级军政干部大批被处决，使得能够指挥作战的人才锐减。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凭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行动，是无法击垮我们的。

夏曦不傻，但阴狠。若非撤离洪湖苏区，夏曦或许会取贺龙性命。保留段德昌，鉴于他作为洪湖苏区和红军的杰出创始人之一，在洪湖地区与敌军展开了激烈斗争。夏曦的领导能力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因此，他未敢对段德昌下手。至于湘鄂边地区，贺龙则是当地苏区和红军的创立者，他享有崇高的威望，并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夏曦即便为了保命，亦不敢轻易对贺龙下手。在那个时代，分局书记一声令下，便能决定生死，若是真要加害贺龙，旁人亦无力阻止。在我看来，他心中或许怀有杀害贺龙的念头，却又因胆怯而不敢付诸行动。”

至1933年12月，红三军在返归湘鄂边途中，整年主要致力于“肃反”行动。在此期间，与敌军交战难觅有效之策，仅能于敌军攻势下辗转周旋，四处奔波。由于未能建立起稳固的小型根据地，也就丧失了短暂的休整时机，进而演变为“流窜”状态。此刻，红三军的兵力再度锐减，从9000余人骤降至3000余人。虽然人数相当于两个团的规模，但实则并未具备两个团所拥有的战斗力。粮食匮乏、衣衫褴褛、弹药短缺、药品稀缺，种种困境加剧，加之“肃反”行动未曾停歇，红三军险些陷入覆灭的深渊。此后，在贺龙等人的不懈斗争下，夏曦不得不采纳了一些调整具体政策的建议。纵然无法彻底改变“左”倾的错误路线，却对缓解红三军的困境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红三军踏入黔东地域，辗转流徙达一年半之久，最终在一片贫瘠而狭小的土地上找到了立足之地，从而扭转了红三军历史发展的立足点。

踏入黔东，局势相对平稳，红三军内部亦正发生着积极的变革。夏曦虽依旧对零星“肃反”活动保持支持，但在其他事务的处理上，他既不持反对意见，亦不表现积极的立场。事实上，只要他不过分干预，许多事情便能够更加顺利地推进。于是，红三军成功重建了政治部，政委关向应终于获得了一定的工作主动权。随后，陆续配备了一批团政委和连指导员，并恢复了军党务委员会以及党、团组织。在此过程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开设了两期干部培训班，培养了600多名学员。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沿河、德江、印江、酉阳等县纷纷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先后组建了由1500人组成的5个地方独立团以及400人规模的10个游击队，并将千余名当地“神兵”以及部分独立团部队整合，形成了黔东独立师。

至1934年9月，黔东的根据地已涵盖5县、17个区及67个乡级政权，人口超过十万。土地的分配不仅巩固了当地的稳定，更为日后迎接红六军团的到来并实现会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贺龙对于黔东时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在这一阶段，红三军经历了重大转折。肃反运动得以停止，一批优秀的干部得到了提拔，党组织得以重建，政治机关亦复归正轨。此外，我们在各县设立了游击队与独立团，红军的力量得到了显著扩充，根据地也得以建立。这一切变革，无疑标志着我们事业发展的新阶段。”

193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的交通员抵达沿河地区，携带来了中央于5月6日发布的指示信、中共五中全会的决议以及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针对1933年至1934年春季对湘鄂西地区掌握的情报，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运动中犯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信中明确指出：

‘党政干部中有十分之九是改组派’，这种判断完全错误，过于夸大！实际上，改组派只是极少数……按照你们的这种判断，不仅会在党的路线和群众工作中犯下严重错误，还可能导致人们对湘鄂西失败原因的不正确理解，同时也会掩盖你们在这个时期犯下的各种主要错误。”我们明确指出：“必须坚决纠正你们的错误肃反路线，立即恢复党内的正常秩序，从下至上恢复和重建各级党和团的组织。”

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批评。尽管中共中央五中全会的决议乃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高潮时期的产物，而中共中央发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亦属于同一时期的产物，然而，会议中对夏曦在湘鄂西地区实施长达三年的“肃反”运动及其他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夏曦筹备中的第五次“肃反”运动不幸夭折。未能付诸实践，并终止了“肃反”运动，由此红三军中长期弥漫的普遍恐慌情绪得以缓解，因此仍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夏曦原本力主贯彻中央的“左”倾路线，而……他所主导的“肃反”行动错误之严重，以至于即便是倾向“左”倾的中共中央亦无法容忍。这充分显示出他在“肃反”一事上所采取的立场，已超越了“左”倾的中央，显得更为极端。由此可见，湘鄂西苏区与红三军中，因“肃反”运动引发的后果之严重性，已不言而喻。

在这里，我引用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我军英勇的第二方面军，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湘鄂西地区的“肃反”运动，尽管与全国其他根据地的行动一样，都是在中共中央的总体指导下开展的，却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首先，影响范围广泛。在湘鄂西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军队、地方机构和民众中，无不普遍展开了“肃反”运动。在这场“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所涉及的各个层面都深受其害，无一幸免。

二是持续时间较长。这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历时两年有余，尽管被划分为四次阶段，但各阶段之间的间隔甚短，甚至有的阶段并无明显间隙。

三是“肃反”运动中的失误逐渐演变为解散党、团组织以及苏维埃机构，这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力量，进而导致了根据地的衰退和红军建设的严重倒退。

四是，革命的核心力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众多领导干部不幸被误杀，尤其是第四次“围剿”期间，战事紧张频繁，被捕杀的人数最为众多。军队的领导机构遭受严重削弱；地方党委、政权机构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各级地方领导机构，无力组织有效的动员，引领群众进行反“围剿”斗争。战败后，更鲜有领导能够引导群众开展恢复工作，导致苏区全面沦陷，白区蔓延，隐蔽斗争亦鲜有得以延续。这无疑也与红军及各级地方机关的仓促撤退、缺乏持续斗争的有效措施有关，但最为严重、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革命骨干的摧残，以及党的组织遭受的瓦解。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颇为罕见，成为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最为惨痛的教训。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各根据地的党组织若不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执行“肃反”行动，实属难能。然而，尽管“左”倾的“肃反”政策源自中央的制定，各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亦对“肃反”所引发的损失程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湘鄂西地区“肃反”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夏曦作为中央分局的书记，对此负有不可逃避的主要责任。以至于到了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之后，在回顾湘鄂西地区的“肃反”经验教训之际，有观点认为，湘鄂西地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改组派别，实则唯有夏曦一人。自然，夏曦并非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改组派成员。他后来对自己的过失进行了反省，并担任了红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长征的征途中，他英勇牺牲。红二、六军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他的生平事迹和功过进行了评价。那些在“肃反”运动中遭受重创却侥幸存活下来的同志，他们在情感上的创伤难以愈合，这一点实属情理之中。

（四）

在“肃反”运动的背景下，贺龙作为中央分局的委员、军委的领导成员以及红三军的军长，其责任不可推卸。然而，他亦不止一次与夏曦展开激烈的斗争，并且屡次成功营救了那些即将被逮捕并面临死刑的职务较低的同志。对于这场造成严重错误的“肃反”行动，贺龙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在此，我将简要回顾一段与该议题紧密相关的过往经历。

1961年4月20日的午后，贺龙将军向我们详细讲述了红二军团与红二方面军的历史篇章。在分享完毕后，他询问我们是否还有其他想了解的内容，欢迎提问。在这之中，我向他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关于湘鄂西肃反运动的疑问。我开口道：“在您担任分局委员、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之时，倘若您当时的决心更加坚定，如同段德昌等同志一般，那么您是否可能避免那样的不幸遭遇？”

贺龙回答说：

“在那段时光，我尚是新入党的成员，对党的纪律和组织的决定，唯有恪守与遵从。在与夏曦同志的肃反过程中，中期与后期确曾多次爆发激烈的争论，但最终，我总认为，依照党的纪律，唯有服从他的决定。”

起初，党中央下达了针对湘鄂西地区的肃反指示，并对此前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在肃反工作中表现出的不足予以了批评。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势力强大，而我们相对弱小，斗争环境异常残酷。面对中央的警示，我们深信确实有反革命分子潜入苏区和红军内部。

随后，夏曦持续不断地对一批又一批的人实施处决，其中不乏大革命时期便追随于我者。这怎么可能仅仅是“改组派”的行为呢？正是因此，我开始产生怀疑，与夏曦产生了分歧，并展开了斗争。

夏曦称我源自军阀背景，我并不畏惧，因为即便他如此言说，我心中自有定数。我之所忧，不过是恐怕难以透彻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导致误解与偏差。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依据中共中央的明确规定，政治委员握有最终决策权，而中央代表及中央分局书记则享有更为绝对的最终决定权。即便众人皆持反对意见，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人表示赞同，便须遵循书记的决策进行执行。此乃不可抗拒的指令。

在与捕杀师及团干部的争论中，我总是败下阵来。至于对基层人员的处理，我只能在没有获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发布释放的命令。夏曦则始终紧锁双眉，一言不发，最终那些人得以被释放。

随后，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向关向应政委提议，希望他能接替夏曦担任中央分局的书记职位。然而，关向应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那时的我政治觉悟尚浅，许多事情都难以理解，不禁自问为何要自毁前程？内心充满了苦涩。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里，我遭受了“专政”并被流放到“牛棚”。1967年的寒冬，国防部副部长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专案组抵达我所在单位对我进行“提审”。我身上背负的众多“专政”罪名之一，便是所谓的“反党篡军大野心家贺龙的黑干将”。因此，许光达专案组对我进行审问，显然有着其特定的目的。他们首先向我出示了毛主席关于成立专案审查许光达的批示文件，接着，询问了我关于许光达在编写战史时的一番言论的真实性。我坦诚地表示，关于揭发许光达“罪状”的说法并不属实，并按要求写下了相应的文字证据。在完成对我的调查后，他们突然转变话题，问道：“在审问编委会的其他将军时，他们提到你在编写战史期间曾唯一一次当众反对贺龙，这是真的吗？你能详细讲述一下吗？”

“因为我负责执笔，对于如何撰写内容感到困惑。”

我向许光达专案组如此陈述，当时并未意识到此举可能带来的后果。在陈述过程中，我使用了贺老总、薛明同志、许光达同志等称呼，若当时被察觉，至少会遭受一顿斥责，甚至可能招致一顿“喷气式”的批评，从而给自己增添一些“罪行”。幸运的是，他们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点。

三十载岁月流转，我有幸参与《贺龙传》的编纂工作。在负责修订上述历史段落的过程中，我重新审视了1961年4月20日午后，在贺龙同志家中讨论红二方面军历史时，我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回应。我认为，贺老总的这次回答，堪称他对于当时“肃反”运动认识的一次重要且罕见的正式阐述，理应被纳入传记之中。然而，由于那次的谈话发生在贺老总讲述完历史并停止录音之后，我方才提出问题，因此，遗憾的是，并未留下录音和书面记录。尽管如此，仍有几位将军和编写组成员幸存，他们曾亲耳聆听过贺龙同志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经过严谨的研究和多方核实，我们最终决定将这段话语收录于《贺龙传》之中。

在此，尚需提及贺龙曾言及的一段话语。谈及“肃反”运动导致众多指挥员丧生之际，贺龙对许光达说道：“光达啊，那国民党在你肩头留下的那一枪，打得真是巧妙。你受伤后送往上海治疗，随后又赴苏联疗伤。若非如此，‘肃反’一启动，你便会成为首批被处决的人之一。与你一同从中央派来的孙德清，不正是夏曦最初下手的那批人吗？”

许光达感慨道：“真是好运连连啊！或许这便是必然中的偶然吧！”

这场对话，表面上看似轻松玩笑，实则蕴含着深沉的悲痛与苦涩。我那时恰好坐在他们身旁，他们的语调和表情，我看得一清二楚。当然，那时的我们谁也没有料到，他们两位——一位元帅，一位大将——竟会在那十年的浩劫中遭受诬陷，最终不幸离世。

关于贺龙在“肃反”运动中发挥的抵制效应，1961年四月，他表达的观点，我当时的看法是，这既真实又合理，且颇具朴素之美。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深重灾难后，我对贺龙曾言的那番话语，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我想，那些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人，定能体会到贺龙在1932年面对“肃反”运动时所表现出的态度，实属难能可贵。

依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述：“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期尤为漫长，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尤为惨重。然而，在这一时期，党凭借着广大干部、党员群众以及军民的齐心协力，积极开展工作和英勇斗争，因此在诸多地区和部门的具体工作中，仍取得了显著成就（如战争中的表现，军事建设，战争动员，政权建设，以及白区工作等）。正因这些成就，我们得以抵御敌人的进攻数年之久，对敌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正是由于误入歧途的统治，这些成就才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就湘鄂西地区的情形来看，中央的这项决议所做出的预估与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相吻合。贺龙等一批同志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错误路线的掌控之下，他们却未能扭转这一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