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忆江青鲜为人知的提级往事

自2010年6月份以来，我逐步翻阅了多篇探讨江青晋升历程的文章。彼时，我担任她的秘书一职，对相关情况略有涉猎。本着职责所在，我有责任将这些了解详尽地陈述出来，哪怕无法做到全面透彻，也能为党史研究者提供一些颇具价值的参考，这同样是作为一名资深党员应尽的义务。

有一篇文章写道：

江青当先前往毛主席的居所，意图寻求一份工作机会，然而，毛主席并未给予她应有的关注。随后，她转而寻求林彪的协助，但叶群以林彪身体欠佳为借口，多次委婉地加以拒绝。直至最后，在无奈之下，叶群方才应允江青与林彪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对话。

江青急切地呼喊，诚挚地恳求中央能够为她指派一个职务。林彪则回应说，政治局委员的职位本身就承载着举足轻重的责任。

江青曾言，若无权力的依托，工作便会显得空泛而难以捉摸。林彪则指出，在集体领导体制中，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均彰显着权力的行使。

“我们这样的人，似乎总显得有些多余。”话音刚落，他合上双眼，陷入了沉默，话语就此终止。

江青很少亲自拿起电话，更鲜少亲自接听来电。这主要源于她对电话铃声的极度敏感，电话铃声一旦响起，她便会感到极度恐慌，以至于汗流浃背。她的所有来电几乎都由秘书代为转接。若叶群曾屡次阻止江青接听电话，而我作为她的秘书却对此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

自1969年2月起，江青便对其秘书下达指令，要求对与毛家湾（林彪的住所）的通话内容进行详尽记录。自此直至“九一三”事件爆发，江青与林彪、叶群之间的通话总数累计超过470次，而在这些记录中，并未发现江青曾向林彪提出过要求工作安排、请求会面，或是遭到林彪的婉拒。

自中共九大落下帷幕——正如林彪所指称的“政治局委员”一职，自那以后便有所指——江青鲜少主动发起与林彪的会面请求。纵然偶尔有所诉求，林彪亦未曾有过拒绝，总是答应与之会晤。在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遭受批判的时刻，江青向林彪及叶群伸出援手，此番义举使得他们心中对江青充满了感激之情。江青同志，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何对江青同志进行诽谤与诬陷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处！我们决心誓死捍卫江青同志的荣誉与尊严。由此观之，他们不太可能多次拒绝与江青同志的会面，亦不会对她进行冷嘲热讽。

江青是最了解毛泽东的人之一，也是最尊重毛泽东意见的人之一。她不会在请示毛泽东给她分配具体工作遭到拒绝以后，又去请求林彪给她分配工作。江青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她不会做这种令毛泽东不悦、让自己挨批评的傻事。

我所知道的是：林彪倒台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以前的1974年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给她分配工作。她在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11月20日，毛泽东在回信中提到：“江青同志，建议你阅读李固致黄琼的书信。就思想内容和文章质量而言，实为一篇佳作。你当前的职责是研究国内外形势，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任务。我已多次向你提及此事，切勿以为无所事事。特此嘱托。”

江青性格豁达，情感波动显著，喜怒哀乐皆形于色。她的面容，宛如一面映照内心情感的晴雨计。每当她在林彪、叶群那里屡遭闭门羹，或是遭遇重重关卡，这些情绪便会毫无保留地在我们工作人员面前表露无遗。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夕，她常对我们工作人员发泄不满，尽显威严；然而，九大之后，我发现她似乎卸下了重负，整个人显得轻松许多，宛若脱胎换骨。

江青微笑着向我道：“小杨，九大会议的帷幕已然落下，主席和党中央交托给我的使命，我已倾尽全力，其中大部分已妥善处理。现在，我也该适当放松，调整一下心境。上海，那是我深爱的第二故乡，我计划先去那里休息片刻，然后再考虑前往其他地方修养。”

1969年6月，她踏上征程，目的地是上海。次年11月13日，她的脚步踏上了海南岛的土地。12月2日，她乘坐飞机从海南岛抵达广州，稍作停留后，又乘机返回上海。迈入1971年，她再次踏上海南岛。同年8月5日，她抵达了青岛，而8月16日，她则从青岛启程返回北京。然而，仅仅28天后的“九一三”事件，却无情地打断了她原本平静的生活轨迹。

江青在数度离京休憩时，均获毛泽东首肯，她便将叶群邀至钓鱼台10号楼的居所，共同商讨出行所乘的交通工具以及将由哪位军方领导相伴。起初数回，叶群便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而在最后一次出行中，叶群又添了一位同行的要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此安排亦出自叶群之手。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两次出行，江青选择了乘坐林彪的专用飞机，且并未显现出她对林彪及叶群有所疏远，即便曾生过嫌隙。

1971年6月9日，江青特邀林彪至钓鱼台畔共摄留念，该合影亦被收录于杂志之中。

江青摄林彪《孜孜》

江青最初行政级别仅为九级，然而在“文革”风云变幻中，她的行政级别一度攀升至五级，此乃不容置疑的史实。

江青曾言，不宜将她局限于抗战初期的干部形象。实际上，自1931年起，她便投身于地下革命事业，堪称文化界革命的先驱。根据她的资历与贡献，她的行政级别理应与中央大局书记、大军区司令相匹敌，而不应仅限于九级。

因此，周总理向林彪进行了汇报，经过一番商讨，两人最终决定不对毛泽东造成干扰，并将江青晋升为行政五级。林彪还特地安排叶群向江青透露，此举乃总理的旨意，意在让江青感激总理的关照。江青因此得到了这一便利，确实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得较为低调。

邱会作表示：“自决策至执行，此事皆由周总理一手操持，林彪仅是表示赞同。我认为周总理并无过失，他这么做是为了避免打扰毛主席。恐怕毛主席至终都不曾知晓此事，若他得知，必定会对江青严加斥责。”

作者所描绘的情节真实性，我实难断言，因我并未确切掌握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演变历程。

我犹记得，自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爆发不久，江青便向我透露了：

叶群透露给我：“林彪同志认为，提升江青同志的职级是为了应对政治斗争的需要。江青同志现行的行政级别偏低，若不予以提升，如何能与杨成武等同志相抗衡呢？林彪同志提出，应将江青同志的行政级别从九级提升至五级。”

林副主席对我所提出的升职建议，叶群未经与我先行沟通，便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公开提出，此举恐怕连总理事前也未曾有所耳闻。总理闻此消息后，并未明确表达赞同或反对的态度。

级别的高低，难道就能决定正义无法战胜邪恶吗？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我坚决反对他的做法。若我同意，别人可能会误以为我工作只是为了追求地位和待遇。这绝不是我工作的初衷。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所致力于的是党的事业，而非个人的地位与待遇。

经我分析，江青公开索要高级别待遇的说法或许并不可信。江青向我透露这些话语，是在1968年3月底，这一事实与林彪不幸离世的时间线并不相符，也并非为了事后编造与林彪之间的联系而虚构。

2007年8月15日，我拜访了曾担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先生，他当时告诉我：

“1968年3月的一个日子，林彪同志的秘书向中央警卫局办公室通报了一则信息：江青同志的行政级别已由九级晋升至五级。据此，请相关部门依据新的工资标准，对江青同志的薪酬进行相应的调整。”

显而易见，周总理并未插手江青的提级事宜。若他有所涉猎，自当对所需遵循的程序和手续了如指掌。然而，在江青晋升事宜上，从头至尾并未正式完成任何必要的程序，仅仅是依靠林办的一次电话通知，便草率地了结了此事。

江青的行政职务级别自九级升至五级，依照有关条例，其月度薪酬亦应作相应的一百元调增。由于缺少必要的正式文件，中央警卫局行政管理处财务科并未向江青支付增发的工资。然而，他们又不敢违抗林彪的口头命令，故而决定将每月应增发的100元工资暂时保留在财务账户。直至林彪离世，这笔款项始终未曾用于江青的日常开支，江青本人也未曾对此事提出过任何疑问。自1968年4月至1971年9月，该账户的累计储蓄总额已攀升至4200元。

吴连登曾有所言，江青对摄影情有独钟，甚至向新华社索要胶卷的款项。然而，她并无积蓄，所筹集的金额远远不足，无奈之下，她只得……在这笔总额超过4000元的款项中，我从中提取了一半用以支付胶卷的费用，而剩余的资金则全部上交。在实施这一举措的过程中，我并未向江青透露此事。

秘记：叶江高层交涉

【内容摘要】张云生，林彪的得力秘书，回忆起叶群的言论时说道：“她一直坚守着一个信念：必须坚定地追随主席，并且对江青同志亦步亦趋。无论江青同志行至何方，叶群总是紧随其后；江青同志未曾至之地，她也绝不踏入。”

阎长贵坦言：“张云生同志所言非虚，叶群的确是如此，她言出必行，始终如一地效仿江青、紧随其后。我对此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感悟。”

近些年，叶群与江青之间的联系逐渐浮出水面，但关于1967年二人关系的众多细节，至今仍鲜为外界所悉。

往昔，江青显赫一时，备受关注，正站在权力的顶峰，且声势日益壮大，叶群对她竭尽奉承之能事，与后来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论及此事，江青的前任秘书阎长贵向我透露了诸多亲自见证和亲身经历的细节。

江青秘书阎长贵

1966年6月，阎长贵遵照戚本禹的指令，从《红旗》杂志社调至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担起了处理民众来信来访的重责。仅仅一个月后，他又被调至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入驻钓鱼台。自8月份开始，戚本禹委托他专责处理江青收到的民众来信。

阎长贵，出身于一个贫瘠的农民家庭，他的社会关系与个人经历都显得十分朴素。1961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顺利毕业，随后被分配至《红旗》杂志社工作。在那里，他有机会跟随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学家关锋先生学习，深入钻研中国哲学史。

1962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阎长贵同志基于华君武先生所绘漫画《无题》而撰写的文章《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此举标志着他文学创作生涯的初次登台亮相。

文章一经面世，阎长贵便荣幸地受邀参加了座谈会。此后，众多学者陆续发表文章，对其内容与论证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更有新闻专业的学生为了完成毕业论文，特地前来拜访请教。此外，该篇文章还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纂的《报刊评论选》教材，一时之间，阎长贵周围变得热闹非凡。然而，他本人却显得有些困惑，不明就里。

当时没有人告诉他其中原因。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戚本禹手下工作时，戚才告诉他，毛主席表扬过他写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这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发了阎的文章。其批语为：“印发各同志（按：指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毛泽东九月二十四日”。这件事，对阎长贵在文革中被选作江青的秘书恐怕有很大关系。

江青同志诚挚地邀请我担任她的秘书一职，但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实难胜任。相较之下，你展现出了更为细腻与周到的品质，因此，我建议你接替这一要职。

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起初，阎长贵将那话语视为一时的闲谈，并未深入思考。然而，自那次对话过去十数日之后，戚本禹便将阎长贵引入，或者说引领他至江青所住的钓鱼台11楼。从1967年1月9日起，阎长贵正式担任江青的首位专职秘书。

阎长贵肩负起担任江青秘书的重任，其选拔之路远比表面上所见的要复杂得多。阎长贵本人亦坦言，对于这一选拔过程的详尽细节，他至今仍感模糊不清。有人将挑选林彪秘书的过程比作古代科举制度中选拔“状元”的艰难，其难度不言而喻，而挑选江青秘书的挑战，想来同样不容小觑。

阎长贵回忆说，那会儿传闻有三四名候选人，我尚年轻，未满三十，资历亦是浅薄之至，却意外地被选中，背后的原因始终成谜。江青曾对我言道：“你身上依旧保留着劳动人民的气息，尚未彻底被同化。”这里的“尚未被同化”，实则是指尚未被资产阶级思想所侵蚀。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种极高的政治赞誉。或许，这正是其中的关键所在；至于其他种种原因，便难以一一详述了。

阎长贵，江青的得力助手，长期与她并肩左右，亲身见证并洞察了诸多高级将领与江青之间错综交织的纠葛。在本次访谈中，他深入挖掘了林彪、叶群与江青之间的关联，揭示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幕后真相与细节。

林彪和叶群

阎长贵提到，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确立为接班人，从而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履新后，首项举措便是以个人名义，赠予江青及其身边的每位工作人员一套军装。同年8月18日，这一天标志着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前一天深夜，毛泽东突然决定身着军装。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迫切需要军队的支持和作为支柱的军队力量。毛泽东此举蕴含深意，旨在提升军队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未曾再着军服。鉴于其身材魁梧，若需身着军装，必须定制，一时之间，何处能迅速找到合适的尺寸？

在8341部队里，有一位身材高大的警卫干部。他试穿了一套新军装，尽管有些紧绷，但最终还是能勉强穿上。此后，众多来信者纷纷好奇，为何不特意为这位首长定制一套合身的军服？

宋彬彬为毛主席戴红卫兵袖标。

毛泽东身着军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使得在文革时期，军装风潮迅速兴起，成为时尚的象征。无论是拥有军籍的同志，还是普通民众，自总理以下，众多人士纷纷效仿，穿上了军装；当时，不仅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身着军装，就连小组的工作人员，无论身处何种岗位，无论是担任记者，还是外出办事，都以身穿军装为荣。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林彪向江青及其亲近的工作人员各赠送了一套军服。至于这举措是林彪的独立想法，还是叶群的提议，阎长贵表示，这很可能是由叶群以林彪的名义擅自行动的结果。

汪东兴针对林彪是否向主席身边的人赠送军服的问题作出明确答复：“未曾有此行为，仅是将军服赠予了江青的身边人员。不仅包括陆军制服，之后还陆续送出了空军和海军制服。”

阎长贵轻声细语，坦诚自己未曾有过军旅的经历，对军队的礼仪可谓一无所知。当他身着军装时，心中既洋溢着无上的荣耀，又不免感到些许的忐忑不安。每当行至中南海、钓鱼台之前，那些站岗的战士们都会齐刷刷地立正，举手行礼，这样的突然举动总让他心中一震，不知该如何恰当地作出回应。

江青与军队间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她将擅长表演“样板戏”的北京京剧团融入军队序列，要求演员们身着军装。此举激发了不少剧团的热切追求，它们纷纷希望能跻身军队行列，以期身着威严的军服。

江青

1967年11月9日与12日，北京文艺座谈会上，江青发表言论，强调：“关于参军的问题，大家无需过分忧虑。”红卫兵群体，尤其是那些刚刚崭露头角的中学红卫兵，常以旧式军装示人——那种无领章、帽徽的设计。穿上这身军装，如同佩戴毛主席像章一般，成为了文革时期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1967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正式印行了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首套横排版《毛泽东选集》。阎长贵回忆道，新书一经问世，叶群便匆匆将之携至，分赠给江青及其周围的工作人员人手一册，且带着几分傲慢地宣称：“这是林副主席的赠品！”在赠予江青的那套选集中，林彪亲笔签名，而分发给工作人员的则未署名。

此书乃林副主席慷慨赐予，我们务必潜心研读。于下方，我亲笔签名并注记了日期。

——未曾预料，1968年1月，我因遭受江青的诬陷而被囚禁于秦城监狱。在那段日子里，监狱管理人员坚持让我销毁这页纸，我的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割舍的情感。阎长贵断然指出，此次送书虽冠以林彪之名，实则恐怕是叶群的密谋策划。

林彪与叶群曾多次造访钓鱼台11楼探望江青，阎长贵仅目睹过一次，那是在1967年的春天。林彪抵达后，便在会议室中静坐，面容严肃，一言不发。众人皆知，他通常不渴，因此无需上水。毛泽东曾以各式宣纸赠予江青诸多墨宝，江青携着其中几幅字下楼，转赠给林彪。她言道：“这些字画，一幅赠予林副主席，另一幅则送予老夫子（即陈伯达）。”林彪言辞稀少，面无表情，难以窥见其内心的喜怒。叶群则谦逊地表示：“我们不过是些武夫……”以此表达对江青的感激之情。至于他们之间具体还讨论了什么，我则不得而知。

叶群、江青、林彪

张云生，林彪的昔日秘书，在回忆中提及，叶群曾对他们直言：“我始终秉持一个信条：必须坚定不移地紧随主席的脚步，至于我，则将始终紧随江青左右！无论她行至何方，我必追随其后；她未曾至之处，我亦绝不会擅自踏入！”

阎长贵坦言：“张云生同志所言非虚，叶群确实如此以身作则，她始终以江青为楷模，紧随其后。我对此有着切身体验和深刻感悟。”

每当江青莅临大会发表演说，抑或接见红卫兵及其他群众之时，她几乎每次都会郑重声明：“我受毛主席的嘱托，特来探望各位！”亦或是诚挚地说：“毛主席派遣我来此，向大家致以问候！”叶群在接待红卫兵和群众时，亦步亦趋地效仿道：“我代表林副主席，前来向大家问好！”“林副主席命我前来，向大家致以敬意！”此类情形屡见不鲜。在众多公众场合，叶群常常率先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文革时期，红卫兵接见与样板戏演出活动接连不断。阎长贵回忆称，叶群常来电询问：“今天会议或演出，江青同志是否会出席？”我便会反问：“您本人会参加吗？”叶群毫不犹豫地答道：“只要江青同志出席，我便陪同！”这类电话频繁发生，我总是如实回答，因为我通常对江青的行踪十分清楚；若我不了解，便先向江青咨询，随后回电告知。对待她的来电，我始终保持严谨态度。

众多资料披露，叶群，这位被誉为“第二夫人”的人物，与江青，这位“第一夫人”，彼此间紧密协作，行动同步，宛如影随形，相互依托。

临近1967年国庆佳节，我党我国领导人亲临首都机场，热切地等待着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领的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叶群早已抵达现场，然而在客人即将抵达之际，她却发现江青尚未现身，便决意提前离去。尽管周恩来总理多次挽留，她依旧机智地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回到毛家湾后，叶群自豪地向工作人员炫耀起来。

“这能成为你离开的借口吗？既然已经抵达，就不应轻易放弃。”面对正式请假也无法脱身的困境，我便在总理不经意间，无声无息地离开了。

——这一事件具有显著代表性，充分展露了叶群对江青心理态度的全面图景。

“人心难测，外表难以完全展现。”另有一次，江青委派我前往毛家湾，负责将一份重要文件转交至林彪手中。在会议室静候回复时，叶群递给我五六支圆珠笔，特意交代其中两支要转交给江青，其余的则留给我们日常使用。在当时，圆珠笔在中国还是一种颇为罕见的新奇物品。这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实则透露出叶群的一片苦心。

叶群对江青的生活起居格外关心。阎长贵透露，叶群经常来电关心：“江青同志是否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如果采购上有困难，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帮忙。”对于这样的来电，我感到很不耐烦，内心有所抵触。我暗自思忖，江青所需的美食怎会缺货？她身边不都有专人负责吗？但这类来电我并未如实转达给江青，我觉得这种行为太过世俗，即使江青知道了，也未必会赞同。这或许反映了我这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心理。

“遥控”。

在江青的周围，唯有程师傅一人，始终坚守忠诚之道。自二十多年前起，程师傅便在毛主席身边默默耕耘，为江青精心烹制美食，这一服务便延续了十余年（自1961年至1976年）。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自1973年起，周恩来总理亲自推荐，让他担任了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中的党支部书记（在中央领导身边，厨师担任支部书记的情况实属罕见）。

江青向来对程师傅保持着敬意，不敢轻易苛责或施加压力，这一点恰好凸显了她的务实性格。她明白，只有程师傅的手艺才能烹饪出她所钟爱的美味佳肴，因此对他尤为偏爱。尽管秘书与护士更换起来并不困难，但要找到一位令她满意的厨师却殊为不易。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深思熟虑，江青对于那些未能达到她期望的秘书和护士，往往表现得颇为严厉。据林彪的秘书们透露，叶群对工作人员总体上较为宽容，纵使偶尔显得威严，却从未将工作人员拘禁于牢笼之中，这一点与江青的做法相去甚远。

闫长贵、毛泽东的警卫员王宇清、江青的护士许春华、江青的服务员张素兰、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叶群、江青本人、林彪、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以及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和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

“无需忧虑，我将用车送你回去。”于是，我便乘坐叶群的车顺利回到了钓鱼台。这一善举让我对叶群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阎长贵说，当时江青在我脑子里是一尊“偶像”，拿叶群和江青比较，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有些猥琐，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而后来从张云生、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看到她工于心计，能控制林彪，能当林彪的家，我当时一点也不了解。同时，我对江青和叶群合伙干的一些坏事，如抄上海赵丹、郑君里等文艺工作者的家，迫害孙维世致死，也丝毫不知道。应该说，1967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还处于比较好的时期，有分歧和矛盾，但还没有激化和公开暴露出来。所以，在我给江青当秘书的1967年，我没听到江青说林彪、叶群的什么坏话，她也没告诉我和叶群（以及林彪）接触，包括打电话，要注意什么。

据杨银锴，江青的第二任秘书披露，江青曾对她下达指示：“叶群此人心机深沉，无论是她来电还是他人来电，都必须详细记录，以备不时之需，亦作为日后之证据。”由此观之，江青与林彪、叶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亦经历了相应的变化与成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与她的四位秘书依次合影，以作纪念。照片从右至左排列，首位是阎长贵，也就是她最初任命的秘书；紧随其后的是杨银禄，第二位秘书；位居正中央的是汪东兴；紧接着是刘真，担任第三任秘书；最后一位则是刘玉庭，即她的第四任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