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邓小平参加追悼会，悼词宣读后全场震惊：这位国民党高层竟是潜伏50年的红色特工

说起潜伏特工，大家都觉得是电视剧情节，但真有这么一位老先生，1975年去世时没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直到1980年追悼会上邓小平、叶剑英都来了，悼词一念，所有人都惊了。

这位和国民党高层称兄道弟五十年的老人，竟然一直是我党的地下党员。

001

1901年8月12日，梅龚彬出生在湖北黄梅县一个没落地主家庭。父母给他取名带个龚字，寓意望子成龙，希望他能光宗耀祖。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梅家虽然败落，但还能供孩子读私塾。

15岁那年，梅龚彬考上了设在武昌的黄州府立启黄中学。在那个年代，能读新式学堂的都算见过世面的人。

学校里的氛围和家里的私塾完全不同。梅龚彬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交了一堆志同道合的朋友，思想越来越活跃。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学生运动。消息传到武昌，还不满18岁的梅龚彬二话不说就冲上了街头。

他跟着学联主席恽代英一起游行示威，在街头慷慨激昂地演讲，痛骂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卖国行径，号召市民抵制日货。

结果被巡警抓了个正着，关了好几天。

但这小子非但不害怕，反而第一次尝到了为国家斗争的滋味，觉得特别痛快。

1920年，因为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湖北省教育厅把梅龚彬选送到上海的东亚同文学院读书，还享受公费待遇。

听着挺风光，但这学校的底细可不简单。

它表面上是日本在上海开办的高等学府，实际上是日本在中国设立的秘密情报机构和文化侵略据点，专门培养为日本服务的间谍人才。

但梅龚彬可不是好糊弄的。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的思想早就成熟了。

不管日本教官怎么利诱，给再多优待条件，他都忘不了中国人在日本侵略下受的屈辱。

在校期间，老乡学长宛希俨悄悄把他介绍给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从那时起，梅龚彬就开始积极投身工人运动，暗中支持沪西日资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

这些活动当然要瞒着学校，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

1923年，国民党在东亚同文学院建立基层组织。表现优异的梅龚彬被吸收成为国民党员，这是他公开的第一个政治身份。

第二年夏天，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聘他为宣传委员会委员，召集人正是他的老熟人恽代英。

在恽代英指导下，梅龚彬积极从事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统战和宣传工作。

1924年秋天，梅龚彬正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东亚同文书院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徐家汇团支部，他被任命为第一任书记。

这个小伙子年纪轻轻，干起工作来却特别老练。

1926年，经过两年严格考察，在恽代英和沈泽民的郑重介绍下，25岁的梅龚彬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他又升任中共徐家汇支部书记。

你可能觉得奇怪，他怎么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

那会儿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很多共产党员都有国民党身份，这叫跨党。但梅龚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后来把这双重身份用到了极致，成了统战工作的一把好手。

002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梅龚彬没有退缩，先后参加了浙东暴动和8月1日的南昌起义。

起义失败后，他奉命调回上海，这里依然是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

1928年，周恩来亲自点名让梅龚彬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从这一刻起，梅龚彬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秘密情报生涯。

他的工作策略特别巧妙。表面上从事白区左翼文化工作，一边搞学术研究，一边搞文化宣传活动。

实际上这些都是掩护，真正的任务是在国民党上层社会里搞统战工作。凭借这个身份掩护，他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

1929年8月，发生了一件紧急大事。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佐野学在上海被捕，日共和中共日本支部完全不知情。

为避免造成更大破坏，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到东京。周恩来思来想去，把这个危险任务交给了梅龚彬。

梅龚彬借用留日学生高乔平的身份证件，于8月11日抵达东京。

16日，他按照约定时间地点，和中共日本支部成员廖体仁一起去找日共联络员田中接头。

不料接头点已经暴露，日本警察早就埋伏好了，当场把他们逮捕。

在日本监狱里，梅龚彬被关押了整整16个月。日本特高课对他使用了各种酷刑，灌辣椒水、过电、坐老虎凳，想方设法逼他交代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情报网。

但这小子硬是咬紧牙关，一个字都没说。

日本法西斯当局想制造所谓的第三国际颠覆案，但因为拿不到任何实质证据，阴谋破产，最后只能把梅龚彬释放。

1931年6月，在陈云的帮助下，梅龚彬终于回到上海。

此时正值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特科遭到严重破坏，在上海的处境极其危险。周恩来一边紧急将中央机关迁往江西瑞金，一边寻找合适的人重建情报网络。

梅龚彬刚从日本监狱出来，在上海消失了整整两年，正好符合做地下工作的条件。

他既不会引起敌人怀疑，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于是周恩来下达指示，将梅龚彬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受中央特科领导，和潘汉年直接单线联系。

潘汉年向梅龚彬交代了严格的工作纪律，不能参加任何基层组织活动，只能和自己单线联系。如果联系中断，也不得自行寻找组织，只能等待组织主动联系。

从此，梅龚彬就以非党人士的灰色身份活动，不再以左翼文化人的面目出现。

他利用好友吴开先和吴醒亚的关系，频繁接触国民党高层人物。

这两人都是国民党CC系的头面人物，在党内一定有势力。

有了他们的照顾和引荐，梅龚彬很快取得了国民党当局的信任，在各种场合周旋自如。

更绝的是，特务们甚至当着梅龚彬的面，亲手把他的名字从黑名单上划掉了。你说这演技得多高超，这信任得多到位。

003

经过一段时间的铺垫，党组织同意梅龚彬将统战对象锁定为十九路军爱国将领。

这支部队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表现英勇，和蒋介石头的矛盾越来越深，具有争取的可能。

党组织给梅龚彬的任务是，团结和争取十九路军将士，使其脱离蒋介石控制，走上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道路。

梅龚彬接受任务后，通过老友胡秋原的关系，经常参加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创办的神州国光社活动。

这个社团表面上是文化团体，实际上是陈铭枢联络各方势力的平台。

通过神州国光社的活动，梅龚彬和行政院代理院长陈铭枢、十九路军正副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建立了广泛联系。

他凭借对时局的精准判断和独到见解，逐渐赢得了这些将领的信任和赏识。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突然进攻上海，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

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率领下，不顾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奋起抵抗日军侵略。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十九路军伤亡惨重但士气高昂。

梅龚彬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一方面积极支持沈钧儒、王造时、彭文应等人发起和组织文化界抗日救国活动，为十九路军呐喊助威。

一方面深入十九路军了解动态，密切关注将领们的思想变化。

看到十九路军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梅龚彬认为时机成熟了。

他适时安排潘汉年与蔡廷锴的代表徐名鸣秘密会面，巧妙地帮助十九路军与中共建立了联系。这次会面为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933年夏天，蒋介石强令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将领们心里憋屈，明明想抗日，却被调去打内战。

在这种背景下，陈铭枢开始秘密酝酿反蒋。他在湘赣拿出三套方案，特意征求梅龚彬的意见。

梅龚彬坦言，首要方案就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陈铭枢认真听取了意见，还征求了李济深的同意。

1933年10月，十九路军派代表秘密潜入瑞金，和潘汉年进行谈判，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之后，潘汉年和张云逸作为中共正式代表进驻福州。

11月20日，十九路军主要将领与爱国人士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虽然这次起义在蒋介石的武力进攻下只维持了两个月就失败了，但国民党民主派从此正式形成。

福建事变失败后，梅龚彬跟着十九路军残部撤退到香港。党组织交给他新任务，帮助李济深等人重整旗鼓。

在梅龚彬、陈希周、宣侠父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于1935年秋正式成立。

这个组织团结了大批国民党内的进步力量，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梅龚彬在中共南方局安排下来到李济深身边工作，成为他的重要幕僚。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和桂林的许多抗日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避难。党组织急需在香港开展统战工作，梅龚彬就留在了那里。

同年，中共南方局驻香港负责人廖承志向梅龚彬传达了周恩来的最新指示。

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是促进国民党民主派进一步联合，动员李济深带头发起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

梅龚彬遵照周恩来指示，全力投入到起草国民党民主派纲领的工作中。

他和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反复斟酌讨论，终于拟定了草案。

1942年3月，梅龚彬向廖承志详细汇报了情况，请求党组织下一步指示。正当他等待新的工作安排时，廖承志突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

这样一来，梅龚彬和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他只能一边在广东中山大学教书谋生，一边密切关注时局变化，耐心等待组织联系。

这一等就是整整五年多。

004

1947年，因为组织学生反对内战的罢课运动，梅龚彬被中山大学当局解聘。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石牌风暴，梅龚彬是实际组织者。

失去工作后，他再次来到香港。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阔别六年的老上级潘汉年，重新恢复了和党组织的联系。

见面时，两个老战友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潘汉年交给梅龚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帮助李济深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经过紧张筹备，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

大会一致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梅龚彬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民革中央积极响应。梅龚彬受委托，连夜起草响应五一号召的声明。

6月25日声明发表，明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立刻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48年底，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香港民主人士的监控。

梅龚彬和李济深经过周密安排，终于摆脱了特务的跟踪，秘密登上一艘前往苏联的货轮，从香港辗转来到解放区。他们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9年1月，他们从大连抵达沈阳。由于北平还没完全解放，李济深决定暂时将民革中央机关设在沈阳。

1月22日，梅龚彬和李济深等55位民主人士在沈阳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

声明表示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彻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让蒋介石头政权完全陷入孤立。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梅龚彬跟随民革中央和李济深一同进入北平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这个时候梅龚彬心想，白色恐怖已经成为过去，革命取得了胜利，自己应该可以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了吧。

他做了这么多年地下工作，多么渴望能以真实身份为党工作啊。

但是组织另有安排。

1949年4月，梅龚彬向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工作，请示今后的工作安排。

李维汉郑重地对他说，党中央决定，你的组织关系转入中央统战部，作为派往民主党派工作的不公开的共产党员，继续留在民革中央工作。

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民主党派。以后，你直接向我汇报工作。

梅龚彬听了，心里五味杂陈。他当然理解党的考虑，但内心深处还是有些失落。

不过他很快就调整了心态，服从组织安排。从此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公开共产党员身份。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梅龚彬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徐斌处理政协机关的日常事务。

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梅龚彬站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看着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他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当天，他还被任命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

1949年11月，民革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梅龚彬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兼任秘书长。此后在民革三届、四届全会上，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成为李济深最信任的助手。

1952年冬天，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民革中央内的三位秘密党员组成秘密党支部。三位成员是梅龚彬、王昆仑和屈武，梅龚彬被中央统战部指定为支部书记。

他们是民革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员，在民革内部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梅龚彬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会议。

1957年3月，在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中，由主席刘少奇提名增补梅龚彬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此后，他连任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梅龚彬虽然身在党外，但心永远向着共产党。

在他任职的每一个工作岗位上，他都尽心尽力为党工作，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5年8月1日，74岁的梅龚彬在江西宜春因病去世。他生前的好友胡秋原前去吊唁，看了他写的回忆录。

看着看着，胡秋原突然发现，和自己相交十几年的这位老友，原来一直在和共产党保持着密切联络。他当时就震惊了，但还是不敢确定梅龚彬的真实身份。

毕竟这些都是自己的猜测，没有确凿证据。

直到1980年1月5日，梅龚彬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

邓小平、叶剑英、李维汉、宋任穷、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主持，刘宁一致悼词。

悼词中正式宣布，梅龚彬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是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的1926年就已入党的老干部、老党员。消息传出，举国震惊。那些读了《人民日报》上悼词的人，无不感到惊讶。

梅龚彬生前的国民党朋友们更是目瞪口呆，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和他们相处了几十年、称兄道弟的老人，竟然是隐蔽在战线上整整50年的红色特工。

这就是真正的潜伏。没有惊天动地的谍战大戏，没有枪林弹雨的生死较量。

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年的隐忍，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梅龚彬用整整50年的时间，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对党的绝对忠诚。

他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把自己全部的智慧和才华，都默默奉献给了党的统战事业。

他可以公开说自己是国民党员，但永远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他可以和国民党高层推杯换盏，但心里永远装着共产主义信仰。

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压力和孤独，常人难以想象。

但梅龚彬始终咬牙坚持，从未动摇，从未后悔。

史实来源：

《人民日报》1980年1月19日刊登的梅龚彬同志追悼会报道及悼词全文，正式披露其中共党员身份。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中共党史出版社），详细记载梅龚彬在白区从事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历史。

《梅龚彬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由中央统战部组织编写，系统记述梅龚彬从1926年入党到1975年去世期间的革命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