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潜伏敌营15年，官职大到自己都慌，中央领导：大胆往上爬

李大钊办丧事那会儿，他对外说是李家宗族里的小辈，跟着一起护灵。这些年他在陈公博、戴笠、周佛海、毛森他们中间来回打交道，后来得了个“潜伏敌营15年的红色窃听器”的名号。

他救过杨靖宇的弟弟出狱，还靠聪明办法救下过战友。刘少奇夸他一个人能顶三个师用，陈毅老总也说过，他至少给咱们党帮了一个师的忙。这人在敌人窝里潜伏了整整十五年，官越当越大，大到自己心里都发怵，怕最后没法全身而退，就找上级汇报，结果上级只说了句：“别怕，接着往上爬。”

有这么个人叫李时雨，他当年潜入军统内部，一步步升到了军统少将的位置，而戴笠到死都没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后来他活到91岁才离世。

李时雨1908年生在黑龙江，他本来叫李亭芳，后来因为特别喜欢《水浒传》，尤其佩服书里“及时雨”宋江，就把名字改成了李时雨。

他原想着哪天能像宋江那样，干劫富济贫的事儿，对兄弟大方，跟弟兄们痛痛快快喝酒吃肉，谁知道最后竟摸进了最危险的敌人老巢，成了埋在敌人核心的一把锋利刀子。

1924年春天，他到了齐齐哈尔，先是进了省立一中的补习班，后来正式考进省立一中。在这期间，他慢慢认识了林枫、张敬载这些人，也为往后的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笔。

1927年春节刚过，他去了北京，先考进北京弘达学院，后来又考上北大法学院。和其他同学不一样，上大学头两年，他心思全在读书上，外头的事一概不关心，整天就闷头学习，学生活动不参与，政治组织也不加入。那时候，同学们都管李时雨叫书呆子。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整个人的想法都变了。看着国家一点点被外敌侵占，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觉得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该站出来。后来经夏尚志介绍，他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一年就正式转成了共产党员。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了。1931年12月时，他以北平学生的身份南下示威，还跟着参加了北平学生的卧轨抗争，那会儿他可是北平学生大示威的总领头人。

他现在早就不是从前别人喊"书呆子"的那个小伙子了。

1932年，党组织安排他去哈尔滨搞抗日活动。有天夜里特别黑，他带着队伍偷偷摸进兴隆镇火车站，打伤了几十个日本兵，之后顺顺当当地撤了出来，一点没受伤。没过多久，他又回到了北大法学院，还是那个满脑子装着爱国心的学生。

大概1933年那会儿，党组织给他安排任务，赶上李大钊同志出殡，他就自称是李家的后辈，跟着一块儿护灵去了。

1934年，青年学生李时雨从学校毕业了。党组织看他过去的经历、性格特点还有平时展现出的能力都挺合适，就安排他潜入东北军工作。

张学孟和李时雨是老同学，那会儿他在张学良公馆当警卫室主任。经他推荐，李时雨顺利进了西安剿总第四处，当上了中卫办事员。

从这时候起，李时雨的潜伏生涯正式拉开帷幕——他从军中尉办事员干起，一步步往上走，最后成了军统少将，就此迈入"平步青云"的新阶段。

1936年2月，由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刘宇新到了西安，和李时雨接上了头。

西安事变那会儿，刘宇新直接去了李时雨家，俩人凑一块儿琢磨接下来该咋办。别看他俩那会儿想了好多挺有盼头的主意，可自打张学良被蒋介石扣下，这些计划全没影儿了。

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内部有点乱套，高层对以后的路怎么走意见不一致，闹起了矛盾。到了1937年，还出了枪杀王以哲的事儿，东北军只能宣布整编调整。这时候李时雨觉得在东北军里接着干不合适了，就想回北平。

半路上刚到天津那会儿，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军队打下了天津，还把天津到北平的路给封了，李时雨只能留在这儿了。

好在通过老朋友引荐，李时雨成功和党内秘密组织负责人何松亭取得了联系，之后依旧由北方局领导，继续留在天津做地下工作。

1937年8月，李时雨碰到了一个人。那时候日本人在天津弄了个治安维持会，吴光弼就在里面做事。

吴光弼和李时雨是老熟人了，以前在西安剿总一块儿待过。现在两人一见面，都挺激动。吴光弼想拉李时雨一把，李时雨赶紧跟党组织汇报。党组织一合计，觉得这是打进敌人内部的好机会。后来通过吴光弼介绍，李时雨就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

救杨靖宇弟弟、机智救战友、送情报这些事，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李时雨刚当上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没几天，就拿到了日军特务机关发的通行证，有了这个证他能在京津两地自由跑，专门给咱们党传重要情报和信件。

那时候有俩特别难的任务，其中一个就是去运电台的机器和马达。

党组织把电台的机械和马达装到两个箱子里，随后送到了李时雨那儿。

李时雨收了两个箱子，大大方方拎到自己办公室。没几天，何松亭又给李时雨添了个箱子。

这事儿涉及机密，何松亭那边又找不着汽车，根本没法把箱子运出去。李时雨听说这情况后，知道事情急得很，一刻都等不了，也不管自己可能暴露的风险，直接坐三轮车去接箱子了。

为了赶在时间点前把任务搞定，李时雨大半夜搭着三轮车，把箱子拉到了“法国桥”边上。谁知道刚到那儿，就被日本兵拦住了，说啥也不让三轮车过那座桥。

李时雨故意绷着脸装出严肃样儿，一只手不动声色地把日本特务机关发的通行证露出来，另一只手轻松拎起装着马打的箱子，没费啥劲儿就过了检查。

他先后把三个箱子逐个运到了指定地点。

还有个关键任务，就是救在天津监狱被抓的党员冯冀。何松亭跟李时雨说这事的时候，说得模模糊糊，他掌握的情况就一条——对方是共产党员，除此之外，啥都不清楚。

李时雨跑到负责审理冯冀案子的康书记官那儿，瞅准康书记官不在的空子，手底下麻利地把冯冀的所有案卷全塞进自己的公文包，回了家就把这些案卷一股脑儿烧了。

康书记发现卷宗不见了，急得不行。这事儿来得太突然，实在没招儿了，只能跑去找李时雨帮忙。李时雨装得挺认真地说：“这事儿好办，你跟上头说冯冀的卷宗是让日军轰炸那会儿给烧没了就行。”

康书记照着李时雨说的那些，原原本本向上级报告了，上级最后也没追究他的责任，李时雨也因为这事有了见冯冀的机会。

确定周围没人偷听后，李时雨凑到冯骥耳边小声说：“你那份卷宗我已经烧了，眼下就登记簿上还记着你有共产党的嫌疑。”

上法庭的时候你能翻案，就跟法官说自己是和人打架被冤枉关进去的，还平白无故被扣了个共匪的帽子。

另外，李时雨还四处活动，对外说冯冀是自己亲戚，给审理冯冀案子的审判长送了礼，还在大饭店请其他相关人员吃了饭。

开庭审的时候，冯骥果真被无罪释放了。

1939年8月，汪精卫和日本方面串通，密谋搞汪伪政权，还计划在上海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为了办成这事，汪精卫专门派人到各地去拉拢参会的代表。

负责这事的朱晶华看中了个人才，这人就是李时雨。她没多犹豫，直接让李时雨扮成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去参加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时雨先跟上级汇报了情况，领导觉得这正是获取汪伪情报的好机会，结果李时雨还真借着这机会，弄到了不少伪满的情报。

1940年那会儿，李时雨作为刚上任的常委之一，因为工作干得特别好，就和另外11个人一起去了上海，还被汪精卫亲自见了一面。

1940年3月，李时雨的人生要迎来关键变化了。汪伪政治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时，通过了立法委员的名单，李时雨的名字也在里面。

咱们党内的情况一层一层往上汇报，最后华北社会局那边定了下来，同意让李时雨打进汪伪政府里去。

到了1940年4月，李时雨来到这里。他早先和陈公博有过多次往来，已经得了对方的信任和看重。

李时雨靠着自己的身份灵活地和各种敌人打交道，他爱人那会儿也去了南京，专门负责情报传递的事儿，把李时雨弄到的情报送到天津交给何松亭。

1944年汪精卫去世后，陈公博当上了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成了副院长。那会儿人员调整挺多，李时雨本来也在要调出上海的名单里，结果周佛海特意点名让他留下没走。

那会儿周佛海已经有了和军统、国民党合作的意向。后来他当上上海警察局局长时，李时雨在局里担任司法处长；等周佛海出任行动总队总指挥，李时雨就成了总队军法处副处长。

抗战快结束那会儿，李时雨正负责侦察敌人情报。当时国民党刚接手上海，还领了一批新武器。多亏他马上把这情况报告给咱们党，咱们党才顺利打垮了带着新武器的刘铁诚拼团，还消灭了熊剑东兵团。

李时雨还从伪军那里弄来了十多把左轮手枪，还有好几百发子弹，这些武器弹药都转给了党员，最后通过小船运出了上海。

没过多久，有个人找到李时雨，这人是范纪曼。范纪曼说自己的两个同志李一鸣和杨树田被敌人逮住了，想把这两位同志救出来。李时雨觉得现在正乱着，正好能趁机浑水摸鱼，用点巧办法把同志救出来。

让范纪曼换上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少将军装，到了监狱里，神气活现地说：“这位是新来的范高参，她是来接李一鸣和杨树田同志的。”

典狱长说李一鸣早被日本人要走了，眼下就剩杨树田还在。本来营救行动都快收场了，偏巧又出了状况——典狱长让范纪曼在提人收条上签字。这时候李时雨没多犹豫，直接在收条上落了自己的名字。

1945年8月前后，李时雨靠着军统特务余祥琴的关系打进了军统内部，之后就和余祥琴一起参与抓捕、审问汉奸的活儿，后来还当上了二战第二组的组长。

那时候国民党急得不行，赶紧调兵遣将，在美国飞机的帮衬下抢着占大城市。这时候李时雨把自己能接触到的各种机密，像国民党国防部怎么调兵、蒋介石给那些军事长官下了啥命令这类消息，全都传给了延安，让咱们党能第一时间摸清国民党的动向。

后来李时雨在军统里职位越升越高，最后当上了军统少将。他还专门问过党组织，问自己是不是还接着干。党组织那边给的答复是，官当得越大，越容易接触到机密情报，还说“别担心，尽管往上走”。

但那些露出的苗头，那些向着共产党靠拢的行为，到底还是被查出来了。1946年，军统特务起了疑心，要抓李时雨。党组织本来打算让他赶紧离开上海，去东北找陶铸接上关系，可这时候已经晚了，李时雨早被刘方雄的人抓起来了。

李时雨被提审的时候，不管是受审还是遭刑讯，他都死不松口自己的共产党身份，最后被判处了七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那会儿解放军一路推进得厉害，国民党这边败势已经很明显了，再加上国统区通货膨胀闹得凶，财政上压力大得顶不住，国民党只能放了一批战犯。到了1949年2月，李时雨就被放出来了。

李时雨被放出来后，依旧靠着以前结识的关系宣传党的政策。毛森特别警觉，好几次派人暗中跟着他。党组织知道李时雨的处境后，这才把他从上海接走。

他在敌人窝里潜伏了整整十五年，既是咱们党安在敌人内部的"红色窃听器"，也是扎进敌人要害的一把利刃。李时雨到了晚年，曾写过这么一首诗："在敌营里拼杀十五载，看不见的刀光剑影里较量。等革命成功回到组织那天，穿上军装乐开了花。"

《敌营十五年》是本讲地下工作者在敌人内部潜伏整整十五年的纪实类作品。书里详细说了主角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怎么灵活应对各种状况，把组织交代的任务一个个都办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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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雨：扎根十五载 风浪里总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