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消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英国的伞兵,出现在了日本北海道的雪地里。
他们和日本的自卫队一起,进行了一场以“夺岛”为背景的联合军事演习。一个欧洲国家,跑到万里之外的东亚来参加这种演习,这背后到底是什么考量?
这事儿看起来是一场军事活动,但咂摸一下,里面全是政治和经济的算盘。
我们先看演习本身。
代号叫“警惕岛屿”。英国派出了约150名伞兵,日本陆上自卫队则出动了约400人。
演练的核心科目是空降、登陆、控制要点。
对于日本来说,这套流程非常实用。
你想啊,日本是一个岛国,其西南方向岛屿众多,防卫压力一直不小。
把空降、两栖协同、沿岸封控这些科目串起来反复操练,对它来说,就是把应对现实威胁的预案再过一遍。
每一次演练,都是在优化自己的作战流程。
现在,英国人来了。
正好可以检验一下,日本自卫队的指挥体系、通信标准、后勤保障,能不能和一个北约的核心成员国无缝对接。
这种“互操作性”的提升,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宝贵经验。
所以,对日本而言,这场演习的军事价值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对英国来说呢?
说实话,靠这150个兵,要在亚太地区打一场硬仗,显然不现实。
英国这几年的军事预算一直很紧张,那两艘新航母的舰载机都还没配齐,远程兵力投送能力也面临不小的挑战。
把一支小规模部队从欧洲运到日本,人吃马嚼,成本不菲。
那英国图什么?
图的是一个“姿态”,一个“存在感”。
脱欧之后,英国急需向世界证明,“全球英国”的构想不是一句空话。
它需要重新在国际舞台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的重心,自然成了英国展示其全球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舞台。
通过参与这样的军事演习,英国可以向盟友——特别是美国——表明,自己依然是那个可靠的伙伴,有能力也有意愿参与全球安全事务。
这就像公司里一个老员工,虽然业绩不如从前了,但开重要会议时总要第一个到场,积极发言,为的就是告诉大家:我还在,我还有价值。
这笔军事开销,更像是一笔政治投资。
用有限的军事资源,换取最大的政治声量和外交筹码。
这场演习,只是近年来英日两国关系走近的一个缩影。
在这背后,是一系列更深层次的合作。
比如,两国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RAA)。
这个协定大大简化了双方军队在对方国家部署和行动的程序。
这等于为两国军事人员的互访和联合训练,铺平了道路,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了这个基础,军事合作就不再是偶尔的“串门”,而是可以常态化、机制化地进行。
还有更具体的项目。
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巡航亚太时,日本的F-35B战斗机就在其甲板上进行了起降训练。
这种核心技术的交流,意义非同一般。
反过来,日本的F-15战斗机也首次部署到了英国的空军基地。
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作战飞机第一次出现在欧洲的土地上。
其释放的信号不言而喻。
最关键的捆绑,是下一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GCAP)。
英国、日本、意大利三方合作,共同投资研发新一代战机。
这种合作一旦开启,就意味着未来几十年,三国的空军技术标准、作战体系、军事工业都将深度融合。
从短期演习,到中期协定,再到长期的军工合作,英日之间的军事捆绑,正在一步步走向深入。
面对这一系列动作,中国的反应显得很有章法,也很有层次。
第一步,是高层沟通。
11月28日,中方与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了一次重要通话。
在通话中,中方提出了几个关键点。
第一,强调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责任。
这话的潜台词是,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建立者和维护者,“五常”的身份既是权力,更是责任。
任何行动都应该从维护整体国际秩序稳定的大局出发。
第二,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性。
这是在明确划出红线,提醒英方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时,不要触碰中国的核心利益。
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一点,是希望英方“尊重二战胜利成果”。
这句话直接将问题从单纯的军事合作,提升到了国际法理和历史定位的高度。
它提醒英国,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正是二战胜利成果的一部分。
如果动摇了这个历史基础,那么自身地位的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
这次沟通,可以看作是一次清晰的政策宣示。
把话说在明处,避免对方产生误判。
紧接着,是第二步,将问题引入多边框架。
12月1日,中方将相关立场通报给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其他常任理事国。
这一举动,意味着问题不再仅仅是中英或中日之间的双边摩擦。
而是被提升到了一个关系到整个联合国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层面。
通过在联合国备案,中国将自己的关切和立场,公开化、正式化。
这相当于把一个选择题,摆在了所有相关方的面前:是遵守现行的国际规则和历史共识,还是默许甚至参与可能挑战这一秩序的行动?
这种做法,有效地压缩了某些国家采取模糊策略、两头下注的空间。
在公开的国际场合,任何表态和行动都会被记录在案,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审视。
在这一系列外交动作的背后,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法律工具——《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这个条款规定,对于二战中的“敌国”(如日本),如果其再度发动侵略或有此意图,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采取必要的行动,而无需经过安理会授权。
虽然这个条款自诞生以来从未被激活,但它在法理上依然有效。
因为修改宪章需要所有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
在11月下旬,中方通过不同渠道,再次提及了这一条款。
重提“敌国条款”,并非是要立即动用它,而是一种法理层面的提醒。
它像一个警钟,提醒国际社会,尤其是日本,其在国际法上的身份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改变。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法律根源的。
任何试图突破这一框架的言行,都可能触发相应的制约机制。
这个举动,也间接向英国等国传递了一个信息:与日本发展关系时,需要考虑到这段特殊的历史和相关的法律约束。
作为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应该维护而非挑战这一秩序的基石。
从历史角度看,当年的战胜国与战败国在敏感地区进行“夺岛”演练,确实会引发复杂的历史联想。
二战期间,英军在亚洲战场与日军的惨痛交锋,是两国都无法回避的历史记忆。
如今,时移世易,现实的战略利益考量,似乎超越了历史的恩怨。
但在东亚,历史问题往往与现实政治紧密交织,它不是可以轻易翻篇的旧书页,而是会随时影响现实温度的晴雨表。
一个国家在敏感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很容易被置于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衡量。
可以说,围绕这次演习的一系列互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
它更像是一次多方参与的,关于规则、历史和未来秩序的复杂对话。
#热点观察家#英国希望通过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来撬动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日本则希望借助外部力量,为自身的安全松绑和战略拓展铺路。
各方都有自己的盘算。
但当越来越多的外部力量被引入一个本已复杂的地区格局中,各种战略意图相互碰撞,无疑会增加局面的不确定性。
有时,风险的源头并非来自蓄意的挑衅,而是源于各方对同一行动的不同解读,以及由此产生的误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