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讲述文革发动的内部故事

1965年12月，批判罗瑞卿

1965年12月7日，我接到通知，需前往上海参与中央的会议。那时，我正深入基层开展“四清”工作。当天，我匆匆从河北永年县返回北京，并于次日乘飞机抵达上海。出发前，我对会议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

自12月9日起，会议拉开序幕。此次会议由林彪担任主持，毛主席并未出席。会议的核心议题集中在批判罗瑞卿之上。

批判罗瑞卿的导火索，源于11月林彪指派叶群自苏州赴杭州，向毛主席揭发罗瑞卿的不端。林彪指示叶群在杭州期间，需避开特定人物，径直面见毛主席。然而，叶群在杭州并未轻易得见毛主席，主席亦不知其来意，遂让她耐心等候。在此期间，叶群与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进行了交流。随后，她通过电话向林彪请示，希望能为毛主席呈上一份书面材料。林彪对此予以斥责，称她“糊涂”、“愚蠢”，强调必须直接向毛主席本人陈述。叶群遵命再次前往，并写下条子，请求进行面谈。直至此时，她才得以见到毛主席。

传闻中，会议持续了整整五个小时，主席全程倾听了全程。他提问细致入微，却始终未作出任何表态。直至会议尾声，主席终于对叶群所言深信不疑。

此刻，罗瑞卿正身处云南，进行实地考察。12月10日，中央紧急通知他即刻返京，赴上海参加重要会议。罗瑞卿毫无心理准备，接到通知后立即乘机飞往上海。抵达机场后，他被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亲自迎接，并被带往一处戒备森严的场所，实则处于软禁状态。罗瑞卿长期从事保卫工作，入住后立刻意识到自己已丧失了人身自由，内心既愤怒又困惑，对原因一无所知。在此期间，他始终未曾出席任何会议。李井泉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还特意给罗瑞卿送去了桔子。

我所在的团队，由总理亲自主持，成员包括贺龙以及叶群等知情人士。

叶群于会上分享了与主席的对话细节。她透露，罗瑞卿与刘亚楼曾于床上密谈直至夜幕降临（刘亚楼已于1965年5月病逝，曾担任空军司令一职）。罗瑞卿要求刘亚楼转达给叶群四项意见：

⒈林总终究会离开政治舞台。无论是否主动退出，这已是必然趋势；若现在未能抽身，那么将来也必会从政治舞台上淡出。

⒉保护林总身体。

⒊林总今后不宜再插手军队事务，此事宜由罗总长全权负责。

4.罗管一切，放手让他处理。

罗称林“占坑不拉屎”。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在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的批示，内容是：“对于那些不信仰突出政治、在突出政治面前表里不一，甚至私下散布折衷主义（机会主义）观点的人士，大家应当保持警惕。”总理的态度同样谨慎，显得含糊不清。贺龙随后发表了几点意见。

在会议中，林彪正式宣布了对罗瑞卿职务的多项撤销，包括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以及军委秘书长的职位。

我当时心想，罗向来是听从毛主席的教导的，与毛、林二人的关系一直和谐，怎么突然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

会议规定禁止记录，对于传达方式亦未作说明。整个会议笼罩在高度的保密氛围中。直至13日，会议才落下帷幕。

16日，我返回了北京。鉴于缺乏书面记录，信息只能通过口头进行传达。当时，我担任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按照军队的常规，应由廖汉生同志负责传达，但他坚持要求我亲自传达。作为第一政委，我虽感无奈，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务。在传达过程中，我并未多言，仅草拟了一份简要提纲。随后，我在华北局进行了传达，核心内容是毛主席决定召开会议批判罗瑞卿，众人对此表示赞同。会议结束后，军队随即展开了批判罗瑞卿的活动。

消除罗瑞卿的职务，并不意味着毛主席对林彪的信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主席在选拔和考察干部的过程中，历来是经过深思熟虑、长期观察的。在批评彭德怀时，主席曾对林彪作出评价：“别人处理问题都遵循马列主义原则，唯独他对自身疾病的认识却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误区。”林彪对自身病情的担忧似乎过于沉重。面对抗美援朝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高级干部本应全力以赴，然而当主席指派林彪担任指挥时，他却推辞了，甚至认为不应出兵，随后便前往苏联疗养。至于此事与斯大林的关系如何，尚不得而知，但或许与高岗的路线有关。斯大林与高岗有着直接的交往，而高岗在发起反对刘少奇的行动时，首先寻求的便是林彪的支持。联想到林彪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就曾反对过主席，在主席面临困境时，林彪又会作何选择，主席必然会进行反复的考察。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90％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彪在一旁说99％。“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彪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毛主席发表了至关重要的指示；第二，我全力支持。他的这种做法也可能让毛泽东主席思考：为何总是如此夸赞我？

事实上，林彪越是竭力推崇主席，主席便越显得警觉。原本，若罗瑞卿被排挤，林彪的地位自会凸显，然而主席对林彪的信任并未全然坚定，他始终牢牢掌控着军队。正因如此，他明确规定：“文革”期间军队不得调动，即便是一个排的调动，也需军委主席亲自签署批准，换言之，必须由毛主席亲自签字。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林彪的信任并非无保留，他禁止林彪拥有调动军队的权力。

二、1966年3月，杭会一

1966年的上半年，实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筹备与发酵阶段。

在经历了上海会议之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火速从上海抵达杭州，与林彪共同商讨有关“文艺革命”的重大议题。林彪随即向总政治部发出指令，决定于2月2日至20日，由江青受托主持，在上海举办了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江青明确指出：“在文艺领域，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统治了我们十七年之久”，“现在是时候让我们转向，专政于他们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的纪要上报至中央军委。纪要经过毛主席三次修订，随后由林彪再次上报至中央，最终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下发。

3月8日凌晨，邢台地区遭遇地震。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天津举办华北局书记处的会议。当日晚间，周总理紧急召集会议，讨论并部署救护与救灾的相关工作。我当即提出前往邢台支援。总理却回应道：“你暂且不要动身，我先前往。”

总理在邢台进行视察之后，紧接着于12日至16日赴天津出席华北局的会议。16日，总理发表重要讲话，标志着会议的圆满落幕，我们随后返京。

会议尚未画上句点，我便接到了紧急通知，需即刻前往杭州参加另一场会议。

17日，我乘坐飞机自北京抵达上海，紧接着转乘火车前往杭州。我们入住于新建的西泠宾馆。在忙碌之余，我得以偷得片刻闲暇，于入住后游览了苏堤。

当日下午五点整，我们抵达主席的住地刘庄，召开会议。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六大区的书记，总理与彭真亦出席。然而，小平同志并未出席，他为了避开处理罗的事宜，已前往三线进行视察。

本次会议我负责记录，会议氛围轻松，并未安排正式的报告。会议主要由毛主席主讲。他起初闲聊几句，态度随意，随后转向“文化革命”的主题，提及了乔木（他未出席本次会议）的名字，并对吴冷西进行了批评，表示：“在我看来，你们不过是半数的马列主义者，半数的民主义者，你们自己来判断，这算不算马列主义？”与会者都能感受到，这不仅仅针对个别人，而是对文化工作领域的普遍问题进行了批评。主席的讲话并未深入展开。

众人都静默无声，无人敢发声。陶铸向来勇敢，敢于直言，而这回他更是格外谨慎。与会者彼此间亦不敢多言，却又都怀着试探之意，想要了解实情。然而，无人敢于率先开口，亦无人敢于主动发起交流。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还是中央秘书长的角色，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是没出息！”这似乎暗示着，由于诉讼尚在进行中，他对于跳楼的行为感到不解，并认为后续的官司还有待进行。我认为毛主席的这一番话，反映出他在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央尚未作出最终结论。毛主席还在思考可能涉及的其他人物。

三月会议主要聚焦于杨尚昆与陆定一的议题，同时亦听取了江青就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所作的汇报。对于罗的问题，会议的揭露更为详尽。形势呈现一边倒的趋势，与会者情绪激昂。若仅凭会议中揭露的事实，罗的问题显得尤为严重。

上午会议已结束。

21日，陶铸率队，大区书记们一同游览了花坞与玉泉。随后，我们告别杭州，启程前往上海。23日，我们自上海乘机返回北京，并于当日召开了书记处会议。

三、1966年4月，杭州会议

自杭州会议召开以来，学术批判之风渐起，热度持续攀升。在4月9日至12日间，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书记处会议，其中一项重要议程便是探讨学术批判的相关议题。

会议结束后，随即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亦被称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4日，我结束了邯郸之行，返回了京城。紧接着，15日，我踏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并从上海转道前往杭州。当时，前往的人数不多，因此我被安排入住在西泠饭店的八层楼。

彭真抵达时，我们已稍作变动，更换了住所，如今同处一楼层。

叶帅抵达时略显晚些，一到场便询问：“本次会议的目的何在？三月不才刚举行过一次会议吗？”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回忆道：“在送彭真登机之际，彭真对我轻声说了两句，语气中透露出忧虑，他提到‘现在又出事了，这下轮到我了。’”

彭真抵达杭州后，便迫切希望与毛主席进行会面交谈。当时，我恰巧在场，见证了彭真与徐业夫的对话。彭真说道：“我迫切希望与主席面谈，只需20分钟。还请转达此意。”徐业夫答应转达，然而遗憾的是，主席并未接见彭真。由此，我们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会议尚未启动，彭真相关材料已于18日公布。其中一份是《北京日报》于4月16日以三个版面篇幅发表的文章，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进行了批判，并附上了《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的编者按。编者按中有所自查，并提及了《前线》的发刊词。康生指出，这并非真正的批判，而是一种伪装的自我保护，实则是对“三家村”事件的真实庇护。他还提到，《前线》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但他一直未曾见过。我了解到，“三家村”事件与北京市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月18日，《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其内容严格遵循了江青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指导思想。社论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然到来。

19日开始开会。

在20日、22日、24日以及25日，几度于主席的寓所内召开会议。主席的言谈充满活力，态度和缓，然而在言辞间穿插的数句，却显得格外沉重。主席表达了他的感受，认为北京的空气令人压抑，他不愿久居于此，更愿意来到上海。追溯至1965年初，江青便已秘密潜至上海，密谋策划了对吴晗所著《海瑞罢官》一文的批判活动。

我们齐聚西泠饭店。餐后，漫步于街头，六大区的书记们，包括刘澜涛在内，均未与彭真并肩同行，更无人与之交谈。我独自与他交谈，毕竟彭真自1938年起便是我的上级，彼此关系融洽。然而，我们的对话仅限于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诸如“天气真热”之类的闲聊，无人敢触及正题。

4月21日，刘少奇结束了对巴基斯坦、阿富汗及缅甸的访问，返抵杭州并主持了一场类似于政治局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而总理发表了讲话。鉴于刘少奇自3月16日起便未在国内，对于近期国内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实际上会议由总理主导。在会议中，刘少奇特别提到了两位人士。

“那么，你就根据你的笔记来撰写吧。”由此，便诞生了“五·一六通知”。王任重的笔记特色在于记录了所有人的发言，但仅记录关键点。我的笔记则是记录了毛主席的原话，至于他人的插话则未能一一收录。我发现他的笔记与我的存在差异，因此并未将我的笔记稿拿出。在王任重撰写文件的过程中，经过多次修改，据说康生曾修改过八次。

（然而，另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据刘志坚回忆，4月14日，总理将他召至钓鱼台8号楼，宣布中央决定派遣刘志坚与陈亚丁前往上海，参与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与修订工作，该文件便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次日，二人搭乘飞机抵达上海。16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召开会议，引导与会者进行讨论。至5月1日，刘志坚返回北京。由此可见，在第二次杭州会议尚未召开之际，中央已然着手组织人员草拟“五·一六通知”。）

4月24日，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的草案。

会议落幕，中央指派我与宋任穷一同与彭真乘坐航班返京，表面上虽是陪同，实则却是看管。于26日夜晚，乘坐杭州开往上海的列车，以及27日从上海飞往北京的航班期间，我们三人均缄口不言。起初，我们三人并肩而坐，面对面的静默无语，随着宋任穷先行离开前舱，前往工作人员区域，场中便只剩下了我和彭真二人。不言而喻，我们肩负着“护送”彭真归来的使命。

抵达机场，我们便各自乘车分散。此后，却有人传言我已将彭真先生转交给了安子文，实属不实之词。

在上海的会议中，罗瑞卿受到了处理，而三月的会议则指向了杨尚昆与陆定一，四月的会议则对北京市委及彭真进行了批评。此时，众人皆明白，风波才刚刚拉开序幕，远未达到高潮。对于接下来的走向，无人能够预料。此时的北京城内，气氛紧张，人们四处探听消息，试图捕捉事态的发展脉络。

四、1966年5月，政议

通常所说的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实则自3日起陆续召开，期间先行举办了数场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负责介绍相关情况。而我，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北京市和华北局的工作中，筹备即将召开的汇报工作会议。工作节奏紧凑，压力颇大。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发布通知，委派我前往北京接任彭真的职务，担任第一书记，全面主持北京市的各项工作。

5月11日午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首次全体会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均就座于主席台上。而毛主席则因身处外地，未能返京与会。

我位于第一排的座位，正对着主席台的左侧。聂帅坐在我的左侧，而彭真则在我右边。步入会场，落座后，我发现桌上摆放着一叠文件，字迹犹如核桃般大小。我取过一份仔细端详，原来是林彪亲笔所书。虽然未能尽览其详，但大致内容是他对叶群结婚时纯洁处女身份的证明，以及对严慰冰所发揭发信的辟谣。

彭真早已得知是我将接替他的职务，并对我在履新后需留意的事项进行了详细交代。他站立在那儿，身体微微前倾，向我低声说道：“你到了那里之后……”话音未落，身后有人手持资料高声朗读。彭真闻声顿时怒火中烧，情绪激动，转身朝后大声质问：“是谁第一个高呼万岁的！”以此证明在历史上，是他率先喊出“主席万岁”。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立刻出面制止，争吵这才得以平息。

此刻，我拿起林彪亲笔所书，尚在琢磨其意，忽闻聂帅手持林彪手书，怒斥台上之人：“这是什么意思？拿回去！”这无疑是对主席台上的人提出了质疑。

此事与政治局并无关联，竟至于为此事发布文件，实乃有失体面，令人匪夷所思！这份文件显然是针对陆定一及其夫人严慰冰所定。在如此庄重的会议场合，发布此类文件，真让人哭笑不得！所幸，文件很快便被收回。

不日，中央派遣专人传令彭真，要求其暂停出席各类会议。

观察会议现场，刘少奇对彭真抱有同情之情，认可他的失误，却对采取的方式持不同意见。显而易见，少奇显得情绪不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部表情显得不自然。在主持会议的过程中，他的态度实际上是对自己立场的反衬。周恩来总理则显得格外谨慎，未发表任何言论。康生则显得颇为得意。

5月16日清晨9时，人民大会堂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此次会议依旧由刘少奇同志担任主持。在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五·一六通知”的详细内容进行了阐述。

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严重的话是：“混入党内、政府、军队以及各个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将会夺取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其中，部分人物已被我们识破，部分尚未被揭露，而部分则仍在我们的信任和培养下，成为我们的接班人，如赫鲁晓夫般的人物，他们正潜伏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五·一六通知”出台，形势恶化。

本次会议亦审议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就罗瑞卿同志所犯错误问题所提交的专项报告。

会议暂停了两日，于18日重新启动，依然由刘少奇担任主持人。在此期间，林彪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八讲话”。

在正式发言之前，林彪向陆定一询问：“你觉得我对你如何？”

陆定一说：“很好。”

林感慨道：“一直以来，我对知识分子都抱有深深的敬意（不言而喻，你是大学生），为何你对我如此苛刻？”

鉴于林彪的明确指示，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们随即继续召开会议，并作出决议，暂停陆定一出席后续会议。此时，我们尚在会场外未曾离开。而陆定一则在隔壁的房间内静候。

邓小平招呼我进入室内，并指派我和李富春一同与陆定一进行交流，告知他今后不再需要出席相关会议。

富春执意要求我担任领队。我则回应他：“你的职位是政治局委员。”

我们俩站起来，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的门口只有几步路，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门口，他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一进门，我就靠边坐下。坐下后，应由他先说，他又推说让我先说。陆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自即日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本次会议。”此言系邓小平先生亲自与我商谈，至于富春先生如何得知的消息，我并不了解详情，只能转述此句。在言辞之间，我既未批评，亦未流露出同情之意。

陆定语气坚定地说：“雪峰同志，我矢志不渝地追求共产主义，真希望能亲眼见证它的实现！”他的话语中带着强烈的情感，声音亦颇为洪亮。从他的神色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他肩负的重担。面对他的倾诉，我们却一时无话可答。

我劝慰：“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富春也说：“正是，事情终会得到圆满解决，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

林彪的讲话经过精心准备，手中握着一份简明的提纲，字迹如同桃核般大小。他言道：“本次会议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回主席召集的扩大会，主要针对彭真的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并揭示了真相。此次会议将继续处理这一问题。罗瑞卿的问题，事实上已经得到解决。至于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则是通过调查地下活动揭露出来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现在一并解决。这四位同志的问题相互关联，存在共同之处。其中，彭真的问题最为关键，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的语气中透露出强烈的杀气，大谈“政变”，从古至今，乃至世界各国政变的历史，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发生政变。尽管他没有直接点名，但众人皆知他所指的是刘少奇。而刘少奇并未发表讲话。

“单凭我个人之力难以胜任，因此建议增调一位副书记。”经过讨论，提出了两位候选人，分别是吴德同志以及华北局的一位同志。值得一提的是，我在1936年曾与吴德同志共事，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同志对他也有所了解。最终，吴德同志被决定担任第二书记，而郭影秋、高扬文、马力同志则被任命为书记。

24日，再次发布了《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文件，该文件已下发给各县级单位。

五、1966年5月25日，康生与陈伯达诱骗我至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25日晨，政治局扩大会议落幕，午后约2点，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联合六人，于该校学生食堂东侧墙壁张贴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革期间有何行径？》的大字报。宋硕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为北大党委书记，彭珮云则是北大党委副书记。此告示直接指向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即指向北京市委。事后揭露，此事乃康生策划，他早已指使其妻曹轶欧等人在北大进行串联活动。

一经发布，大字报便将党内矛盾公之于众，此举成为自1957年以来北大首次出现此类现象，瞬间引发了轩然大波。校内，学生迅速分为两派，一派反对大字报，另一派则坚决支持，双方各执一词，互不退让，对立情绪日益加剧。辩论中，青年人情绪激动，个别情况下甚至出现肢体冲突，推搡不断。此外，北大汇聚了许多留学生，消息迅速传至海外。北大门户向来开放，听闻消息后，外界人士纷纷涌入校园，一睹大字报的风采。

今夜，电话铃声划破了寂静，是陈伯达打来的。他急切地邀我前往北大，语气中透露出紧迫感：“当前的局势不容乐观，担忧大字报将走上街头，忧虑串联活动的蔓延。大量民众涌向北大，观摩大字报，恐其演变为上街游行的形势。”似乎火已燃起，而他们尚未洞悉毛主席的态度，担心火势波及自身，因而迫切想要巩固现有阵地。

我回应道：“我无法前往，原因是中央尚未发布正式通知，我们此举师出无名。”当时吴德已抵达北京，然而我与吴德尚未正式入驻北京市委工作，即便是以华北局的名义，此举亦不可行。

陈讲道：“目前形势严峻，游行事件极有可能发生。在北大张贴大字报的问题，我们需要进行妥善处理，切勿擅自上街游行。”我思量，这恐怕需要中央的明确指示，而我此刻不便直接给主席拨打电话，加之深夜时分，亦无法与少奇同志取得联系，因此未能立即答应。稍作拖延后，我仍旧保持沉默。

陈伯达显得焦急万分，第三次拨通了我的电话，语气中透露出一种紧迫：“非得你老兄亲自出马不可。”尽管如此，我仍旧没有松口。他接着说：“咱们一同前往。”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已被内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肩负着领导运动的重任。面对他的坚持，我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他的请求。

这时外事办副主任张彦也来电话说，他刚从康老那里回来，康老让我和蒋南翔一起去。康生的意见是：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需正面阐述毛的英明决策，并对大字报制定几项具体规定。工作应采取说服方式，避免强制，且负责人需亲自进行沟通。张彦补充道：先行告知一声，康老还有其他事情要与你商讨。

稍后，康生拨通了电话。我首先传达了张彦转述的消息：蒋南翔已先行到访，即便我未能亲自前往，亦无大碍。我接着告知：陈伯达曾来电，要求我发表讲话。康生听后并未多言，仅简单表示同意。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就找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说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元梓是太行的干部，池必卿可以做聂的工作。这一切安排好了，已是12点多了。我与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忙于修改社论，无法赴会。”陈伯达转而指示我前往北大参加一场紧急会议。（这一举动暴露了康生与陈伯达二人之间的勾结。）

抵达北大临湖轩之际，我恰逢陆平正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与副部长刘仰峤亦在场。他们方才结束了一场规模达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大会。我初步聆听了汇报后，便提议：“既然已经召开过，那就无需再议。”蒋部长却回应道：“雪峰同志，既然您已莅临，我们不妨再行召开一次会议。”

我与刘仰峤、张彦一同登上主席台。面临即将召开的会议，我思索着：自己该讲些什么呢？于是，我指示张彦汇报相关情况，并传达周、康、陈的指导意见。在聆听过程中，我内心感到不满，不明白为何将我置于台前。心想，这又算得了什么！于是，我请张彦先行发言，由我主持会议。然而，他并未开口，我遂询问总理是否还有其他指示，总理表示已无更多指示。

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25分钟。后来群众概括为几条：一、不鼓励书写大字报；二、大字报的内容需区分内外；三、需有专人负责领导；四、行动需遵循一定的步骤；五、不一定要通过召开大会进行声讨。

散会后，我回到家中，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心中思虑重重：中央尚无动静，我的行动是否妥当？清晨尚未破晓，我便给少奇同志拨通了电话，却不料遭遇了冷遇。我刚提到在会议上以中央和总理的名义发表了一番言论，他却立刻反驳道：“你无权代表！”

我立刻回应道：“那该如何是好？我立刻着手撰写一份检讨书，如果需要公开，那就公之于众。”

少奇言：“此事不必。”话音刚落，他便迅速挂断了电话。我听后便深知，此事与我无关。这话让我如释重负。

历经今日之事，我方才意识到康、陈竟对我发动了出乎意料的攻势。此前，我对康、陈抱有几分疑虑，然而鉴于他们丰富的资历，我并未敢深究。

六、在1966年6月，毛主席作出决策，公开发表了全国首张大字报。

5月31日，陈伯达亲临《人民日报》社，对报社进行了改组，解除了吴冷西的社长职务，并正式宣布中央决定派遣工作组入驻。此举标志着中央派出的首个工作组，且由陈伯达亲自宣布并担任领导。

改组次日，即6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强调：“革命的实质在于政权问题。……掌握了政权，便拥有了世间一切。若失去政权，则一切皆空。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际，即便面临千头万绪的繁杂事务，亦应铭记政权，坚守方向，把握核心。”此篇社论实则将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精神公之于众。社论进一步宣告：“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据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蓬勃兴起。”

6月1日，正值华北局会议召开之际，我负责传达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相关决定。此时，递来一份文件，声称是由康老亲自送来的。我打开文件，发现是康生所书。内容涉及毛主席对聂元梓所发大字报的批示，并明确指出今日即行公布。然而，由于时间紧迫，我匆忙中并未详尽记下毛主席批示的具体内容。鉴于此事影响重大，我在会议中宣读了康生的条子。

6月1日夜晚8时，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聂元梓所撰写的大字报，毛主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全国首张马列主义风格的大字报”。自此，一场热烈的讨论与反响迅速席卷全国。

康生喜悦至极，他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兴奋地表示：“自从大字报广播以来，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然而，广播过后，我顿感处境尴尬，因为我所发表在北大的言论，与主席的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晚，张承先带领少数工作队员悄然踏入北京大学校园。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引人注目的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露了一个惊天阴谋》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并同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热烈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在文中指出：“北京大学成为了‘三家村’黑帮势力的一个重要巢穴，是他们抗拒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顽固堡垒。”同时，文章批评北大的党组织是“伪装的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并宣称“你们的所谓‘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反党集团，你们的所谓‘纪律’则是残酷无情地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为”。此后，各高等学府纷纷效仿北京大学的做法，对校系领导进行批斗，冲击各级组织，由此导致全国高等教育系统陷入混乱，局势愈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