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光：极“左”年代的文化部风云

在1960年代，王文光（图中居中）与他的机关同仁们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王教授，您能分享一下您是如何投身于机密工作，以及之后又是如何被调任至文化部的经历吗？

答：服役期间，我有幸被选拔加入河北军区机要集训队。1950年初，集训结束，我随后被分配至政务院机要处工作。

计有三名同仁参与，其中我亦在内。赵茂峰先生起初于译电科担任译电员一职，后转至总理办公室担任秘书；冯玉璋先生则长期担任办公室秘书之职。而我则于机要科专责电报事务，曾负责催办事宜，并最终担纲重要会议的记录工作。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被派遣参与记录众多部长的报告。犹记得，有一次，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在礼堂发表了报告，他强调道：“宪法乃国家之根本大法。”这句话至今仍深刻印在我的心中，我返回后还在全处会议上对此进行了传达。

国务院成立后，副秘书长增加，我给第二副秘书长常黎夫当秘书。他在北京水土不服，人越来越瘦，后来就回陕西当统战部长。我就转过来给第一副秘书长齐燕铭当秘书，他的随身秘书是朱雨滋，我坐办公室，每天记下各种请示的电话内容，收下文件报告。

在1960年代的初期，钱俊瑞卸任了文化部党组书记一职，此职务后由齐燕铭接替。齐燕铭对文化领域有着深厚的了解，并对之充满热情。他亲自致电于我，诚挚地邀请我也加入文化部的大家庭。他计划配备两位秘书，一位是时常在外与他并肩工作的朱雨滋，另一位则是我自己，负责留守在办公室。

初抵那里，我先是担任了徐光霄副部长的秘书，随后又晋升为部长秘书组组长。未曾料想，正当那时光景，我踏足文化部，竟陷入了诸多纷争之中。若能留在国务院，该是多好。

自1963年以来，毛主席连续就文艺问题作出重要批示，随后这些批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达。在此背景下，文化部成为全国知名度极高的重灾区。当时，该机关呈现出怎样的工作状态？

答：首份批示下达时，问题尚在可控范围内。然而，随着第二份批示的接踵而至，局势变得混乱不堪，形势严峻，给文化部带来了不小的困扰。谈及修正主义的边界，常被戏称为“帝王将相篇、才子佳人篇”，其用词颇具力度。

在转达指示的过程中，众人感到困惑，办公厅副主任王友唐既感到自责又困惑地表示：“难道文化部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周扬受命至部传达主席的批示，自1964年7月2日晚起，便陆续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累计达五十三次。会议氛围异常庄重。在党组会议中，我通常需出席并负责记录，亲身领略了那份严肃与严厉。

“我们同样负有责任。”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曾不止一次亲临部机关指导工作。

周扬虽曾参与党组会议，然而出席的频率并不高。自他加入以来，发言不多，只是默默聆听副部长们逐一进行思想自查。回顾“文革”之前，文化部机关频繁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整风与会议成了家常便饭。各司局均有工作组人员的身影，部长与司局长们轮番进行自我检查，随后又紧接着“文革”的浪潮，仿佛永无止境。

问：文化部党组在哪里开会？

那时，朝内大街上建起了办公楼，其中东半部分归属文化部，而西半部则由对外文委使用，再向西则是科技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楼群最终都落入了外交部的麾下。

党组会议在三楼的小型会议室举行，会议室设有电梯设施。与会人员除了党员副部长之外，还包括了艺术局局长周巍峙，他身为党组成员，亦出席了会议。此外，办公厅主任黄洛峰与副主任仲秋原亦加入了此次会议。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时兼任文化部副部长一职，尽管他的办公地点位于中宣部，但他偶尔也会莅临党组会议。

周扬缺席之际，通常会有两三位同仁受邀旁听会议。他们保持沉默，偶尔还会翻阅我的记录簿。

开党组会，与会者纷纷进行检查，自戴高帽，内心不禁感到一丝委屈，同时还要相互提出批评。齐燕铭对此深感困惑，曾在一次会议上感慨道：“我们莫不是罪人。”

在全体党员大会上，党员副部长们依次反省并检视自身所犯的错误。徐光霄副部长在会议中强调道：“首先，我绝不参与小团体活动；其次，我绝不受制于不当的男女关系；最后，我的政治立场纯洁无瑕。”与会者纷纷发出批评与哄笑，他的自我批评并未获得认可。

“身为部长，您的肩膀理应更加坚强，敢于承担起责任的重担。”徐光霄亦承认自己在检查过程中存在不足。

还有一点，昔有少数领导偶尔陷入男女关系纠葛，于检讨之际，将其比喻为“资产阶级的大染缸”，并称自己“不堪诱惑”，是以徐光霄在自辩时方提及“清白”二字。

夏衍，这位资深剧作家，在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的职位上，在“整风”运动初期便被列为首要关注对象。当时，他的处境相当艰难。

答：在整风运动中，相互之间纷纷提出意见，其中针对夏衍的批评尤为集中。然而，部分意见显得过于尖锐。

在那次党组会议上，周扬亲自莅临并担任主持，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宝贵意见。会议主要聚焦于夏衍，其中有人表示：

“夏衍同志，您的人际关系似乎颇为繁杂，频繁与电影界的同仁交往，甚至有上海的名角专程前来拜访。有人议论，称您为‘老先生’，这恐怕对您的形象有所不利，亦可能影响到工作的正常进行。”

只言影响恶劣。

“昔日我们并肩共事，我主理电影事宜，他们前来探望我纯属常理，毕竟多年来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正常交往，这仅仅是工作关系使然。”

夏衍带着一丝赌气的语气道：“除非我命归黄泉，否则绝不踏足此地……”

在那次监督调查中，监察人员派遣了两位同事来现场聆听。会议结束后，他们向上级汇报称夏衍表现不佳，态度不端正。有人询问我是否做了记录，我回应称，虽有所记录，但内容并不详尽。

李琦副部长询问：“你是如何做到的？你是否记录了原话？”我回应道：“我记了一些。”

随后，我在笔记中补充了几行文字，并未将其视作特别重要或值得关注的记录。然而，在会议上听到的“老头子”这样的称呼，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夏衍，一位深谙电影艺术的行家里手，不仅亲自执笔创作剧本，其作品如《祝福》、《林家铺子》等，皆广受赞誉。他博学多才，对电影艺术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被誉为“电影界的老前辈”实至名归。电影界的同仁们纷纷慕名而来，到机关拜访他，亦属人之常情。齐燕铭先生曾经历过手术，摘除了一侧肾脏，而夏衍也曾短暂担任过党组书记的职务。

夏衍首当其冲，承受了巨大的批判压力。原本许多并不成问题的事项，在文化部遭受批评之后，却变得问题重重，被无限夸大。

提问：您自国务院至文化部，始终伴随齐燕铭身边，是否目睹了他遭受打击的全过程？

答：齐燕铭在总理身边的任职时间颇为漫长，他先后履职政务院副秘书长及国务院的首席副秘书长要职。

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引发的波折，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蒙受不白之冤，被迫下放到基层。在此期间，齐燕铭临危受命，暂代秘书长一职，继而又由周荣鑫接任。齐燕铭在文化部担任党组书记的同时，依然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身兼数职，两头奔波，对于国务院的诸多事务，他亦积极参与其中。

他对戏剧有着深刻的造诣，潜心研究，堪称一位京剧的狂热爱好者。他不仅对戏理透彻理解，更能娓娓道来，是延安时期京剧界的一颗璀璨明星。《逼上梁山》一剧，更是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自加入文化部以来，他的言辞多所精准，强调戏剧应古为今用，对于京剧的传承与发展，他主张推陈出新，使之发扬光大。我曾记得，他对于小丑戏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虽不能承担其他重要功能，但至少在娱乐大众、消解郁结方面，起到了“消滞化水”的积极作用。

齐燕铭先生素以仁厚著称，对下属关怀备至。秘书朱雨滋曾在其家中办公，并得到他的悉心陪伴，一同往返于上下班途中。记得有一次，朱雨滋前往北京郊区锻炼，我便临时顶替了他的职务，并在那期间也暂居于齐燕铭先生的宅邸。

正值国家遭遇三年困难时期，家中的生活亦颇不宽裕。爱人在农业大学担任书记一职，该校种植了红薯，分得些许，我与爱人便将蒸熟的红薯切片，盛于碗中。他们并未给予我特别关照，只是额外分给我一些黄豆与油肉。如此，我们一家人真正做到了同甘共苦。

齐燕铭的日程安排十分紧凑，办公桌上的电话分为红机和黑机。红机子代表着领导层的来电，无论何时响起，都必须唤醒他，或者记录下通话内容。通常，红机子的铃声并不频繁，我仅接过几次。若是半夜时分接听，若对方同意，我便先记录下通知内容；若对方表示不同意，我便需起床唤醒齐部长。

批驳齐燕铭，揪住他的小辫子，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整治。整风运动结束后，他被调往济南，名义上是担任副市长，实则是一种降职处理。

赴济南之行，我独自踏上旅程，并无亲友相送，唯有老秘书朱雨滋悄悄前往车站为我送行。他的副市长职务仅是挂名，实权有限，自“文革”爆发以来便被软禁。

电影的分管副部长陈荒煤亦被派遣至重庆，这可视为一种调治之策。在1980年代着手撰写《齐燕铭传》之际，该书作者兼前秘书朱雨滋便前往对陈荒煤进行了专访。陈荒煤不禁感慨，齐燕铭堪称良善，本是一介书生，却不幸沦为替罪之羊。

进入1970年代中期，正值我国开展解放老干部工作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周总理身患重病，却依然坚持在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在检视出席名单时，总理发现名单中遗漏了齐燕铭的名字，便立刻指示加上齐燕铭的名字，并邀请他出席大会，此举便是对其“解放”的体现。

彼时，他失去了昔日的居所，无家可归，只得暂居于二里沟的新疆驻京办事处求得一间房舍。待我前往探望，我们并未提及那段文化部整风带来的痛苦往事，而是表达了对他的平反表示由衷的祝贺。

齐燕铭在书房办公。

自“四人帮”覆灭之际，他受命于全国政协，担任秘书长的要职，自此与先前所属的文化部领域划清界限。

齐燕铭与李琦，曾先后担任总理办公室的主任，二人关系融洽，颇得彼此的喜爱。齐燕铭对李琦尤为欣赏，视其为久经考验的老搭档。

李琦当时担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及文化局长。齐燕铭将其召回，委以文化部副部长之职。由于并非文化部元老，他在整风运动中自认无甚责任和把柄可抓，因此在会议中发言时，言辞犀利，颇能一鸣惊人。

请问，能否简要介绍其他党员副部长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与情况？

答：在整风运动期间，文化部遭受了严重的冲击，成为了重灾区。老部长们较早地受到了批判，其中电影领域的批判尤为激烈，陈荒煤成为了首当其冲的靶子。

党组副书记徐光霄，同时担任机关党委书记，历来是领导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为人正直，资历深厚，总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无不正确。在军队中，他曾担任过记者，并在国共谈判期间在重庆任职情报科长，直接受命于总理。解放后，他重回重庆出差，特意前往往日的住所一探究竟。他向我回忆说，那时的四周，包括门口修鞋的百姓，无不笼罩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特务们甚至爬上屋顶窃听，对他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让他心中充满了不忿。

副部长间并未显现出显著的争执，例如夏衍与陈荒煤关系融洽，对其他副部长亦保持着应有的尊敬。

请问：在部长级领导干部中，是否存在因工作观点不一致而引发的争执或矛盾加剧的情况？

徐平羽，曾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后获调任至北京，晋升为文化部副部长，负责领导艺术局与文物局。周巍峙则是艺术局局长兼党组成员，对内情了如指掌。两人各执一词，意见不合，时常展开激烈的争论，这种交锋已持续多年。

徐对文艺界的了解不及周来得广泛，其工作作风略显直接，偶尔难以保持平和的心态进行交流，较为主观的态度使得矛盾的产生变得较为可能。

徐平羽兴趣盎然，所好之物亦颇丰，其办公室墙上挂着的艺术品，品味之高，令人称羡。

整风活动已全面铺开至各局部门，中宣部工作组进驻指导，各司局长均需进行自我批评。众多人员对此感到困惑，其中办公厅负责党委工作的王友唐直言不讳：“我们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在六十年代初的一次国家机关党委会议上，有人提议应为彭德怀恢复名誉。这一举动引发了争议，质疑者认为这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因此，此人亦成为了当时的代表人物。

询问：在那个时候，部长们日常的工作与生活是怎样的情景呢？

部内设有司机班组，副部长级官员虽无专属座驾，却配备了指定的司机服务。对于居住较远的同仁，司机会提供接送服务。夏衍先生便寓居于朝内南小街，距离机关单位近在咫尺，因而每日徒步往返，鲜少依赖专车出行，唯有出席外部会议时方需调用车辆。司局长级官员在参加会议时，亦有权申请使用公务车辆。

部长们习惯于不在食堂用餐，徐光霄的居所位于后楼，而徐平羽则居住在另一侧。石西民则居于礼堂上方的楼房。当时，由于家属尚未到来，秘书们便承担了帮他们打饭的任务，早餐通常只有油条和豆浆，生活颇为简朴。部长们通常下午到访较少，只有在有要事时才会来到办公室。家中设有写字台，文件资料的传递则由秘书负责。

文化部大楼的后方，藏匿着一个静谧的小院落，其中坐落着三栋雅致的别墅。首栋属于部长茅盾，原名沈雁冰；次栋则归属阳翰笙；第三栋则是李琦的居所。这三座别墅均独立成栋，各具特色。

茅盾先生鲜少莅临机关，其秘书亦常居家办公。虽偶尔会主持部务会议，然而此类会议并不频繁，记忆中似乎仅召开过寥寥数回。然而，即便如此，仍力求让茅盾先生对部机关的重大事务有所了解，且在会议中，茅盾先生亦未曾表达过任何不同见解。

提问：“文革”的爆发与终结期间，文化部机关人事变动频繁，呈现出一种复杂且微妙的局面。

答：的确，1965年，石西民自上海调任主持工作，随后，南京军区的肖望东接任党组书记一职，湖北省委的赵辛初、武汉军区的颜金生亦相继调入，文化部亦组建了全新的领导班子。徐光霄、徐平羽虽仍挂名，但日常仍照常上班，参与会议，事务不多。李琦亦在职，负责对外联络及文化物资的管理。

“至少给我安插一些耳目。”

自政治运动启动以来，部门机关陷入了混乱，遭受的外部影响尤为显著。根据我们今天查阅的文革相关资料，那个时期的局势难以驾驭，工人和军队宣传队被派驻。身为亲历者，您对那段时期的场景有何深刻印象？

自“文革”运动拉开序幕，中宣部如同阎王殿般遭受冲击，被无情捣毁。文化部亦陷入分裂，两派势力对峙，工军宣队随之入驻，日复一日地将部长、司局长们召集起来进行批斗。他们在后院高呼口号，每日一次，逼迫他们交代问题，沉默不得，场面混乱不堪。大楼后方设有礼堂，其上设有平台，副部长们被带到那里接受公众羞辱，被迫跪地、低头，甚至遭受“坐飞机”的残酷对待。

偶尔遭遇的冲击颇为剧烈，新加入文化部的年轻学子担任了领队，文化部机关及直属单位的人员亦纷纷加入。他们曾将后院那扇带有众多门钉的大门卸下，抬至庭院之中，迫令部长、司局长们跪于门钉之上，其情形实乃滋味难言。

问题：在您记忆中，那段时期文化部的老领导们有何状态？他们是在何处接受批判的？他们的处境是怎样的？

答：曾有一时期，黑帮成员被安置于文化部大楼西侧的一座大庙内，那里有几间平房，昔日曾是招待所。齐燕铭、夏衍、徐光霄等几位党员副部长便在此居住，尽管停留时间不长，但无法回家，活动受限。

新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刚刚到任，出于对他们新环境的体谅，我便对夏衍说道：“有想品尝的美食吗？尽管告诉我。”然而，此举却让我不幸地背上了“同情过度”的罪名，遭到了批评。

在“文革”期间，我们顺应潮流加入了保守派，其中多数是原文化部的工作人员。与之相对立的一方，则主要由肖望东带来的成员构成。

在与肖望东的妻子交流时，她曾向我提及，自己在政治部任职期间，曾对转至文化部感到不解，认为是被陆定一误导了。她无奈地表示自己只能认命，因为那时只要进入文化部，就难免会受到批评。后来，肖望东得以复出，并担任了济南军区的政治委员一职。

肖望东离任后，随他而来的人员寥寥无几。颜金生赴陕西推进三线建设，又带走了部分人手。记忆中，政治部当时仅剩一名员工。即便到了“文革”后期，仍有人坚守岗位，司局和处级单位中尚有数人，但由于业务能力不足，“文革”结束后，他们几乎都得到了重新分配工作，而留在文化部工作的寥寥无几。机关因此遭受了极大的动荡。

在“文革”动荡岁月，我未曾有幸目睹江青的身影，却曾与戚本禹有过一面之缘。我们机要室内藏有一批鲁迅先生的珍贵手稿，不料却为戚本禹所窃取，其目的令人费解。事态发展至后来，此一事件引发广泛追查，层层追问之下，演变成一场规模庞大的政治风波。

那些年党组会的会议记录，原本存放在我的办公室。然而，当我目睹二楼艺术局的办公室遭到破坏，资料被窃取后，我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办公室同样缺乏安全保障。于是，我决定将文件归档并转移至机要室存放。

我的工作备忘录，那本记录着我诸多工作细节的小册子，不幸被对面的同事窃走。他们意图从中搜集对我的不利证据。尽管我已询问过他们，但他们对此事矢口否认。

某次，他们指责我与走资派徐光霄“同床共枕”，我便察觉到我的记录本被盗。那是因为我曾在徐光霄的陪同下，从湖南至山东，实地考察农村文化的现状，并记录下所访问村庄的相关资料。抵达浏阳后，我们选择与当地农民“三同”——即同吃、同住、同睡。那户农民家中仅有一间房，里面仅有一张床和一条被子。在春夏之交，气温尚可，我和徐光霄便挤在这张床上，共用一条被子休息。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生活条件确实简陋，饮食住宿都不甚理想。

刚从农村返回，我们便在文化部遭到了批评。有人指控徐光霄在农村推行“三同”活动时只是做表面文章，企图获取政治资本。在我看来，这样的指责并不可取。徐光霄的确是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

问：文化部副部长们后续如何？

徐光霄与赵辛初一同被下放到干校。徐光霄被分配至锅炉房负责烧水。赵辛初原本来自湖北，不久后省委便将他召回武汉，自此我们便失去了他的音信。

湖北的秋收双抢期间，劳动强度之大、气温之高令人难以承受，许多劳动者因酷暑而中暑不适。

随后，鉴于我的出身较为优越，专案组便安排我参与了一些调查任务，足迹遍布多个地方。在那期间，我曾参与石西民专案的侦办工作，尽管最终并未得出明确结论，仅将其定性为“假党员”。然而，时至今日，我认为或许应当重新审视，承认他实为真党员。

1970年代中叶，我被分配至商务印书馆工作，那里洋溢着浓厚的工作氛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中央决定召集党员副部长召开会议，旨在探讨若干历史问题并形成决议。这项工作由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主导，并成立了政法、文化、科技等多个小组。鉴于我曾是资深秘书，且曾负责机要工作，他们便安排我负责简报的撰写。白天，我负责记录，夜晚则加班加点进行文稿的编写，每天工作至深夜。

不久，机关党委书记提出机关人员紧张，询问我是否愿意调任。我选择了拒绝。随后，又有声音询问我是否考虑回归文化部。我明确表示不再考虑，因为我在商务印书馆已生根发芽，与之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回顾那些极端左倾的年代所遭遇的人物和事件，我并未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