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毛主席对周恩来的看法
橘子洲畔,运河之侧,在这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这两片灵秀之地孕育了无数气吞山河的杰出英才,而其中尤以两位影响深远的世纪巨人——毛泽东与周恩来为最。
在党的光辉历程中,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位伟人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他们作为党内组织与军事指挥的核心力量,为我国从解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且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诸多历史时序中,毛泽东曾多次对周恩来作出评价,这些评价中既有积极的赞誉,亦不乏岁月沉淀后对过往事件的若干反思与意见。
不过,根据阎长贵整理毛远新的谈话回忆录来看,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毛泽东突然提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后,周恩来在一些事情上的做法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恩来太注重“组织性”。——毛泽东
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对他老人家的身体包括心理产生冲击。
在林彪外逃事件妥善处理后,党中央迅速组织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发表讲话,首先回顾了我党自成立以来与红军经历的六次重大路线斗争,并特别强调了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所扮演的角色。
毛远新全程参加会议,对周恩来等其他重要领导人的发言进行了详细记录。会议结束后,毛远新前往中南海看望伯父毛泽东,二人在谈话间,毛远新就提到了批判林彪与周总理的发言。
原本半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听完了毛远新的叙述后,情绪显得稍稍有些波澜,他立即坐了起来,对毛远新说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把责任都推到德国人李德的身上是不正确的!”
此话一出,令毛远新有些惊讶。毛远新虽然和毛泽东一直生活在一起,但叔侄二人极少谈论政治上的一些事情。尤其涉及党内严重“左”倾时期,即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前后的重要历史事件。
毛泽东没有理会毛远新,而是自顾自地说了起来:“现在党内很多同志把当年的责任都推到李德的身上,似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都是因为他,这一点我不赞成。王明路线是造成整个苏区丢失的主要原因,政治路线应该由博古和洛甫(张闻天)两人承担,军事失败则由周恩来负责。”
这时,毛远新内心的震撼远远大于刚才的好奇。即使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还是赞扬肯定周恩来,为何此时他老人家对周恩来的看法相较以往有了如此大的转变?
因为是牵扯到两位伟人之间的大事,毛远新根本不敢插嘴,也不敢发表任何个人看法,只是拿起笔和纸,把毛泽东所说的每一个字记录在案。
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毛泽东像是打开了话匣子,对毛远新说了很多一些连党史文献中都没有记述的过往秘辛。
在毛泽东眼中,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李德、博古、张闻天固然难辞其咎,周恩来亦需承担相应责任。
与李德、博古等人的直接责任有所区别,周恩来则主要基于对组织纪律的严格遵循,须全面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在政治与军事两大领域,他不得不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在遵义会议之际,周恩来特地寻觅毛泽东,坦诚地承认了自身的过失,并诚挚地请求毛泽东重返党的领导岗位。
事态的发展自遵义会议召开后便已明朗,毛泽东自此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中流砥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凭借其非凡的胆识和宽广的胸怀,引领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
谈话到最后,毛泽东着重向毛远新点出:“周恩来最大的功劳不是在解放前,而是在解放后,他对整个国民经济、国家管理体制的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国后无论是大的治国方针还是小到民生,问题具体怎么做,全都是由周恩来一手处理。”
“灵魂人物”周恩来
考虑到毛远新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二人的这番对话,尤其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看法值得我们深思。
仅从这份谈话回忆录看,毛泽东是否真的有心埋怨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没有坚守住一位党员的本心?
若细细品味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一番看法,他老人家的言下之意并非刻意埋怨周恩来。
长征初期,博古担任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网络曾广泛流传一种说法,即长征途中,博古不愿将毛泽东一同带走,意图将其留驻中央苏区。然而,随着党史文献的逐步公开,这一疑虑得以澄清。事实上,是毛泽东亲笔致信中央,将不愿随军行动的意愿转达至博古手中,他意欲在中央苏区继续进行斗争。据此,才有了周恩来与毛泽东夜谈的佳话。
那夜晚,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对话内容无人能
解其秘。然而,周恩来在对话结束后向博古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毛泽东决定随大部队一同迁徙。”尽管只是简短的一句话,却深刻地扭转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众所周知,正是有了毛泽东的领导,红军才得以在湘江战役之后成功转向西南,最终突破重重困境,抵达陕北。
在长征的征途中,红军屡遭困境,毛泽东曾向中央建议,放弃原先计划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的部署,转而进军贵州。
当时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与影响力远远不如周恩来。在“左”倾错误气氛的笼罩下,极少有人支持毛泽东,此时的周恩来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因为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与李德疏远,甚至遭到了党内部分领导的排挤和打压,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毛泽东数次在公开场合谈到的真实历史。
甚至博古也曾言及,周恩来曾对其产生深远影响的论述是:我国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依靠谁,由谁来引领?答案必须是熟知中国国情的领袖,而周恩来所提及的正是毛泽东。
毋庸置疑,周恩来曾因种种不可抗拒的因素及其成长学习之境遇,导致他在党内诸多问题上对组织纪律性表现得尤为坚定。
此外,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曾对由他本人草拟的中央“二月来信”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期,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了解尚浅,二者并未有过深入的交流。
另一方面,周恩来与陈毅、朱德关系尤为密切。在古田会议召开的前夜,朱德与毛泽东之间曾出现一些分歧,作为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的意见显得尤为关键。
他始终秉持公正,面对朱、毛二人的分歧,未采取更换领导或是压制某一方的武断手段,而是巧妙地捍卫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崇高威望。
彼时,周恩来深表赞同毛泽东所倡导的“党的所有权力应集中于前敌委员会的指导机关”,此中亦包括“党对军队的指挥权,而非军队对党的指挥”。
因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评价呈现出一种矛盾的色彩。一方面,他赞赏周恩来在建国初期恪尽职守,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政治稳定视为当务之急,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不容争辩的是,周恩来长期身居中央领导岗位,其思想和行动始终超越了个人情感与私利,始终将中国革命的宏伟事业置于首位。正因如此,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他在处理问题时难免显得手法略显拘谨,缺乏必要的变通。
本质上,周恩来始终秉持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处理问题。在党的历史长河中,他不仅堪称组织协调的灵魂,更将党内各种力量凝聚起来,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这就是毛泽东与毛远新这番谈话中所要表达的对周恩来的真实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