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培德最后陈述

来源：个人图书馆

原150师448团副参谋长付培德，经中越双方交换战俘程序返回祖国后，于军事法庭上进行了脱稿的最后陈述。以下是书记员对其陈述内容的完整记录。

付培德：我名为付培德，于1961年9月应征入伍。曾担任原陆军50军150师448团的副参谋长，并任职于团党委以及军党委委员会。1979年3月，我参与了针对越南的作战。在战斗回撤的过程中，由于少数上级领导的不当指挥，导致我团承受了巨大的损失，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具体错误：三个方面。

起初，我团在师长亲自指挥之下，不顾上级的指令，擅自更改了行进路线与方向。

448团行进路径

继而，先锋部队在行进途中不幸遭遇敌人侧翼攻击，受阻于半山腰处。整个团部整日未能前进一步，亦无法撤退，从而错失了宝贵的战机。

第三，鉴于对敌方情报、地形以及自身情况的不明，却急于采取草率的错误行动。

在撤退途中，我肩负着率领七连并指挥一营以掩护主力部队沿公路撤退的重任。然而，在他们的多次混乱指挥下，我不仅被调离七连前往一营高地，黄昏时分，又被紧急召回团指挥所，任务再次发生变动。抵达团指挥所后，团政委李兆碧指着地图向我下达了新的指令，要求我即刻率领一连和八连进攻左侧的大山。面对缺乏战斗组织和保障的紧迫情况，我们不得不匆忙投入战斗。此外，为了降低部队行动被敌方察觉的风险，整个夜间行动期间，团指挥所禁止我们采取任何行动标记，并且切断了与我之间的无线电联系。

一是誓死抵抗，直至最后一息；二是确保有人生还，将实情带回。

首先，深入敌后，摸清敌情，并设法攀爬上山，为最终的突围行动做好准备；其次，若任务未能完成，一旦不幸被敌人捕获，绝不允许投降，更不能泄露山上任何信息，应想方设法分散敌人注意力，寻找逃跑的机会，力求生还，重返祖国。遗憾的是，此次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三月十九日的上午，敌军对我方发动了极具破坏性的攻击。在敌军直接的炮火轰击下，不仅有战友受伤，剩余的士兵也被打散，其中部分不幸落入敌军手中。

自那以后，我与3营的通信员几乎在同一时间，约在下午四点钟，不幸被敌方捕获，沦为阶下囚。尽管身处绝境，但我内心并无任何企图与动机，亦无任何所属组织或指挥机构的牵连，更无背叛的念头。这一切，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铁一般的事实。

1979年3月5日，华国锋同志向全球宣告我国已从越南全面撤军。翌日，即3月6日，448团在广西宁明地区集结完毕，随即向越南境内进发。按照团部编制，二营、三营、一营依次编为梯队，于下午五时从集结点启程。然而，由于只有三营准时抵达集结点，因此三营临时成为第一梯队的前锋营。我同师侦查科的李参谋一同乘坐首辆汽车，引领部队向越南预定区域进发。

七日的清晨，我部抵达越南的高坪扣顿地区。全体官兵下车后，便原地待命。紧接着，关副军长亦带领后续部队抵达。

团政委李兆碧传达了上级下达的作战指令：二营需前往朗登执行阻击任务，而一营和三营则需与449团、450团协同，在朗登西北区域展开搜索。我团被要求务必在当日抵达打沙、那豫地区。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然而，不知何故，在尚未抵达预定位置时便暂停了行进，并在那豫以东的吞片地区附近公路西侧的山地扎营休整。

四连负责正面进攻；七连从右翼发起进攻，占据右侧的大山，以支援正面攻势；五连负责左侧穿插，切断敌军退路；六连和九连作为预备队待命；三炮连则在战斗爆发前三分钟，对敌方山头实施火力集中打击。战斗的号角将在正午十二时吹响。

任务已妥善部署，我对胡副团长指示道：“请即刻向团指挥部汇报，并将我方阵地区域内的敌情一同报告。我将前往前沿阵地进行指挥。”

在四连迅猛地抢占首座高地之际，七连亦成功占领了右侧的大山，有效遏制了敌人的反攻势头。我亲自抵达一号高地指挥作战，与四连并肩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势。然而，在夺取二号高地的激战中，四连的副连长英勇牺牲，三炮连的炮弹亦告耗尽，部队的前进受到了阻碍。就在此时，二营长向我汇报，请求派遣预备队支援。而五连尚未抵达预定位置，我遂决定动用预备队对二号高地发起攻击。正当我准备下达作战指令时，二营长再次报告，传达团长的命令：停止进攻，就地构筑防御工事。随后，我返回三营的指挥岗位。

10日清晨，在团部的统一调度下，我部成功攻克了二号阵地。在这次攻势中，我负责指挥右翼部队的进攻，并指挥团属炮兵连对敌军阵地进行精准火力打击，有效摧毁了敌方的隐蔽炮位。七连在右侧推进中表现出色，迅速穿越了公路，并在逼近一村落时发现了敌踪。宾副营长向我报告，询问面对村内的敌人活动该如何应对。我果断下令，要求他们彻底清除敌军。然而，就在这时，我们发现负责正面进攻的四连已经开始快速后撤。宾副营长再次咨询我的意见：如果他们都撤退了，我们该如何行动？面对这一局面，七连不得不放弃进攻，随四连一同撤退。在成功占领二号阵地后，原计划是继续向朗登地区推进，但为何队伍会在途中折返，且缺乏统一的指挥呢？

在第八日的傍晚时分，我被团部指派前往指挥所对当前的敌情进行汇报。我向师长李先生、副政委魏先生、团长及政委详细说明了敌人主力驻扎在朗登左侧山区的情况。据此，我们团部决定于次日向朗登地区发起攻势。既然预定九日的进攻目标为朗登，为何会在途中撤回？而且整个行动似乎缺乏一个统一的指挥体系？

在团指挥所的第十日，李政委向我传达了师长的一项命令：要求我率领师侦察连前往七连阵地，在天黑前潜入敌方纵深，但并未明确指出具体任务。抵达七连高地后，师侦察科的丁科长指示我在此地负责指挥，无需深入敌后。关于此行的目的、我的具体任务，以及与侦察连的协作关系，我感到十分困惑。此外，侦察连在夜间行动过程中突然折返，这一行为背后的原因同样让我一头雾水。

十一日的上午，二营高地突现敌情，团部的李政委便派遣我前往该高地担任指挥任务。随着夜幕的降临，王廉智副政委令我返回三营的指挥所，向我传达了团部的指令：我需率领七连，在十二日清晨七点之前，指挥一营撤离阵地，并负责掩护主力部队沿公路安全撤退。

十二日凌晨七点半许，二营全体部队已撤离阵地。我率领七连准时抵达公路时，目睹对面的二营高地之上，遍地散落着各式杂物，整个部队亦因不明缘由而停滞在公路之上，一动不动。

我们已沿公路行进数公里，为何又要折返？

我说：我也不知道。

“这次怕是难逃一劫，要葬身沟壑了。”我安慰他们：“何必担忧？我这不也来了吗？”

抵达团指挥所后，李政委指着面前的地图，向我传达了作战指令。他指出，二营的推进遭遇了敌人的猛烈火力，目前被压制在山谷之中，他命令我率领一个连队前往攻克左侧的那座大山。

他说：你带哪个连？

我说：我要7连。

他言道：“七连未能抵达，目前唯有八连尚存。八连已至山脚实地勘察，因此决定将一连也交予你，一旦攻占，由一连负责守卫大山。你则率八连前往朗庄。至于谁将随我同行，股长曾本恭表示愿意同我并肩作战，然而李政委并不同意，最终确定由陈鹏参谋与我同行。我提出，鉴于夜间行动指挥的便利性，要求部队进行标识，但贾副师长却持不同意见。随着出发时间的临近，我尚不清楚八连与一连连长所在何方。行进途中，前往八连阵地的路上，八连连长突然出现。我边走边向他了解情况，并交代了任务。”

步入第八连，我迅速着手向核心成员传达任务指示，具体任务由连长亲自负责落实。至于第一连的任务，则由一营营长负责交代。

随着出发时间的临近，1连迅速抵达了指定地点。我向1连长李和平询问任务是否明确，他肯定地告诉我一切已安排妥当。部队在茂密的森林中艰难地摸索前行，当我们抵达左侧的大山脚下时，我随即下令准备重机枪进行掩护，同时1连以攻击队形正面进攻，向大山发起搜索。

山巅之上，未见越军踪迹。目送一连连英勇前进，我率领八连连继续向朗庄挺进。途中，前方突然枪声大作，八连连卫生员罗国政疾步返回，向连长报告副指导员不幸阵亡，请求派人前去抬送遗体。当队伍抵达一座山岭的隘口时，再度遭遇敌人。八连连副连长王立新率领一排奋勇冲锋，成功突破敌阵，而后续部队却遭到反击，陷入险境。（部队被分割）不久，通讯兵接收到一连连步话机的呼叫，报告称他们上山后未能找到连长李和平。我立即指示他迅速寻找到一连连长，并及时向我汇报情况，承诺我们将迅速调整阵型，向他们靠拢。

自此，我们与1连的联系彻底中断，再未接到过任何来自1连的信号。与此同时，8连2排也音讯全无。鉴于出发前贾副师长未曾同意设置信号标记，我对此排的去向一无所知。副连长王立新率领1排突破火力封锁线后，同样失去了联系。

面对八连二排尚未归队，一排亦无音讯的紧急状况，我对身边的几位骨干成员强调道：此刻，我们的部队已陷入分散，因此，我们必须严格遵循指挥，紧密团结，共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务必完成既定任务！团指已成功突破敌军封锁线，我们必须强行跟进。

陈鹏参谋接口言：“团部已明确表示，不会再派遣部队前来支援。”

我询问他：“你如何得知的？”他回答道：“显然是无法通过的，我们此刻唯有先攀登到附近的山峰，然后尝试从对面下山，绕行避开。”

指导员李铁桥言道：“晨曦将至，前路已无法通行，我们唯有选择攀登高峰。”

八连长下令：“我掩护上山。”

此时，与我们同行的仅余三十余人，我们便纷纷开始攀登山峦。

行走在攀登山巅的道路上，我偶遇了八连长。我指示他派遣一排长率领部下，负责把守山顶。

攀爬至半山腰之际，晨曦初露。为确保不暴露行踪，我们集体暂停攀登，迅速寻找藏身之处。同时，我们抓紧时间与部队保持联络，然而，敌台频繁的信号干扰使得与团部的沟通变得异常艰难。此外，我们也持续向四周发出呼喊，试图搜寻失散的战友，期盼能捕捉到他们的回应。

约在上午十时，我们接到了团部的信号，随即向团部报告了我们的处境：一连已失去联络，八连的二排随一连行动，而八连的一排遭遇敌人后不翼而飞，我部已完全丧失作战能力，当前行动极为艰难，迫切请求实施夜间行动。团部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并指示我于十四日抵达脊惆。鉴于我对脊惆的困难状况有所顾虑，再次向团部提出询问，询问我部右翼是否有友军部队，以便寻求他们的支援。遗憾的是，团部对此并未给予任何回应，自此之后，我们的联络便中断了。

攀登至山顶后，因部分战士咳嗽，恐引起敌方疑虑，敌方曾一度对我方周边进行射击，但不久后便未见有任何动静。接到团部的指示后，我向陈鹏传达了任务，叮嘱他务必抓紧时间熟悉地形和路线，以便夜间行动时能为我引路。同时，我还要求他通知八连连长，做好夜间行动的准备工作。经过近一天的搜寻，我们并未发现任何失散人员的迹象，这无疑令人倍感失望。午后，八连连长前来拜访，我向他传达了团部的指示，并要求他做好夜间行动的准备。他告诉我，一排长带着几名骨干逃离了，我则表示，现在先不予理会，待返回后再作计较。

他的职责是负责引路，但不仅未能履行职责，反而选择坐以待毙。

立于岩畔，我对连长言道：“请告知众人紧随其后，我先一步前行。”下行的同时，我亦询问：“后方的人员是否紧随？”

起初，回应声陆续传来。我沿着山路下行，不断将口令向后传递，以期加快行进速度。八连长紧随其后。将至山脚时，我们发现一片草丛遍布，连长便提议：“我们在此等候他们。”那时，仅有三人紧随，分别是八连长、他的通讯员以及三炮连的战士刘晓彪。我的警卫员不知何时失去了踪影，而我的随身物品皆在其手中。由于众人皆感口渴，便分头寻觅水源，然而搜寻一番后并未找到。八连长提议：“走吧，不再等待他们。”我则回应：“不可，尚有众多同志尚未下山，我们怎能将他们抛弃？不如向他们发出信号，进行联络。”话音刚落，便听到陈鹏在山顶呼喊：“七号，七号，七号！”与此同时，刘晓彪从山上下来，向八连长报告：“不好了！敌人已将我们包围！”

循着他的指引望去，我目睹了熙熙攘攘的人影交错。此时，我面临选择：是立即行动，仅剩四人同行，还是稍作等待，以汇集更多的人力？前行之路已被敌人封锁，而身后则聚集了更多的队伍。

彼时，我毫不犹豫地汇入战友们的行列，预备投身战火。即便无法前行，我亦决心拖住敌人，为部队争取更多有利战机。于是，我们错失了推进的良机。不久，晨曦初露，敌军开始搜寻山林，正当他们即将发现我们的藏身之地时，似乎有人向敌人开了枪，敌军察觉到异样，随即撤向山下。

被困半山腰。

由八连连长和四排长莫开富分别率领。他们在突围过程中遭遇了猛烈的敌火，山口被封锁，难以接近，导致多人受伤或英勇牺牲。电台损坏，报务员也壮烈捐躯。我方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跟上，我被敌火力压制，被迫撤退。当我抵达一处隐蔽地点时，八连指导员等同志也已在隐蔽处停滞不动。随后的几次突围尝试均以失败告终，难度逐次增加，人员锐减，力量日渐薄弱，已无战斗力，我们被迫困守山上，期盼着救援的到来。

自12日夜间行动展开以来，我们显得过于草率，缺乏充分的准备，不仅缺水少粮，而且自三月六日以来，部队行进与连续作战，使得战士们身心俱疲。鉴于夜间行动的特殊性，许多人不得不丢弃随身携带的重物，其中包括未经批准丢弃的六零炮和无坐力炮。在山穷水尽、断水断粮的困境中，我们依然坚守阵地，为大军争取宝贵时间，并营造了有利战局。

尽管我们面临人员锐减、士气低落、资源严重流失的困境，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环境愈发恶劣，危机四伏，救援消息渺无音讯，形势愈发严峻。我们该怎么办？是坐以待毙，在山上耗尽最后一丝气力，还是采取积极的措施，哪怕仅有一线生机，也是成功。鉴于当前的紧急情况，刘兴武召集陈鹏、陈繁荣、莫开富、李铁桥共同商议，分析了局势，并各自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是坚守等待救援；二是选择困守在此；三是寻找机会进行突围。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同，寻找突围的可能性或许能让我们有人得以生还。

陈鹏：探查敌情。

首先，在查明敌情的基础上，设法将物资运送上山；其次，若不幸被敌人发现，必须想方设法逃脱，力求有人能够生还回国；最后，若不幸被敌人俘虏，绝不可投降，更不能泄露山上的任何情报。

未料，18日我们方才下得山去，便有人攀山而上，高声呼喊，催促我们速速返回。我心中暗想，他们或许已经暴露行踪，不如趁机将敌人引诱至山上，以此为他们争取脱身之机，而我们则可作最后的殊死搏斗。

随即，我指派一名战士回应他们，告知我们不会下楼，而是要求他们上山相见。

自此，音信全无。我们保持着警惕，坚定不移，随时准备殊死一搏，继续被困于山巅之上。

19日的清晨，敌人对我方发起了惨烈的攻击，意图将我们尽数摧毁。炮火肆虐之下，有的战友受伤，有的英勇牺牲，幸存者们四处逃散。隐蔽在我下方位置的陈鹏，试图向敌方发出呼吁，请求他们停止射击，让我们投降。然而，他们究竟是如何悄无声息地撤离的，无人知晓。直到数日后，八连长来到我面前，眼神坚定地告诉我：“他们已经安全下山，我们也应当随行。”我毫不犹豫地回应：“我不愿离开，宁愿死在这里。”但转瞬间，我又意识到，若固执己见，可能就此不明不白地葬身于此。于是，我决定跟随他们，继续与同志们并肩作战，坚守阵地，绝不背叛，绝不投降。因此，我必须为了真理，忍受屈辱，顽强地活下去。只要生命尚存，胜利的希望便未曾熄灭。尽管人心惶惶，局势失控，但这却是无可争辩的客观现实。无奈之下，我在三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左右，被敌人俘获。

被捆绑带往集中点。

随着苏联军官的现身，我们的手脚被紧紧束缚，被囚禁于汽车中送往他处。经过数日的审问，我们再次被束缚手脚，被押送至一座体育场。在途中，我们曾多次试图逃跑，却均未能成功。当时大家身心俱疲，连行走都显得力不从心，更别提与敌人抗争了。

抵达体育场后，我被单独囚禁在一间小屋里，与众人相隔。然而，透过窗户，我目睹了体育场内关押着数百人，心中不禁感到震惊。这些人为何会被聚集在此？我目睹了一些人为争夺食物而遭受殴打，焦急之情油然而生。我竭力探查实情，在方便时与外界人士接触，动员他们展开行动。我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抗争。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多次遭受敌人的皮鞭抽打。

数日后，我获释，与雷群荣等数位同志同住。我立刻投入到党的工作中，积极发动群众，团结一心，共抗敌人。我强调大家必须保持团结，共同面对敌人，严令禁止泄露敌情，不容背叛同志，亦不得泄露党和国家军队的秘密，坚持不懈地斗争，务求每一位同志都能安全返回祖国。

在与同志们共同被困之际，我始终在暗中积极筹备逃脱的计划，并等待着最佳时机，准备带领大家共同突破囚笼。在经历了几天的关押后，敌人察觉了我的动向，于是在一个午后，突然将我与二机连的排长一同从集中营押送至一所监狱。自那日起，我们便开始了在黑暗牢房中艰苦的斗争生涯，饱受敌人的折磨、审讯、拷打与威胁。尽管敌人一无所获，但这却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让我对祖国、对党、对人民和军队的忠诚更加坚定不移，无论遭遇何种考验，我都未曾动摇分毫。我严守着党和国家、军队的秘密，同时尽力保护其他同志的安全。

在归国前夕的那一周，我终获释出狱，得以与一连的连长、指导员以及副指导员重逢。副指导员向我透露，连长与指导员均无意归国。我详细了解了其中的缘由，并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思想疏导。在众人的协助下，连长与指导员得以安然返回故土，这一事件无疑是战斗中的又一胜利，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综上所述，五十军军事法院对我所指控的“率部投降罪”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且与实际情况不符。

依据我国《刑法》第十条之规定：“凡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均构成犯罪；然若情节极其轻微，危害相对较小的，则不视为犯罪。” 犯罪行为，特指我国公民背叛祖国，投靠敌方，或在被捕、俘虏后仍投敌进行颠覆活动的行为。此外，《刑法》第九十三条明确了策动投敌叛变罪的定义，即“行为人自行投敌叛变，或指使他人投敌叛变的行为”。投敌叛变行为涵盖策动、勾引、收买，或被俘后未能经受考验而屈膝投降，或因反动思想而主动投敌叛变，以及实施出卖组织、同志进行非法活动等行为，方可被认定为犯罪。关于罪与非罪的界限，《刑法》有明确界定。从犯罪的主观条件来看，“率部投降罪”必须是直接且故意的，其目的在于叛变，率领部队投降敌人，并伴随煽动行为。

我的被俘实属无奈之举，其中并无任何动机或目的。指挥失控是当时客观环境下的一个事实，我成为俘虏完全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非主观上的选择。在越南监狱以及回国后的种种表现中，都已充分证明我是一个对党忠诚、对祖国深情、热爱人民的人。在越南的集中营和监狱中，我积极参与党的秘密活动，严格遵守党和国家、军队的纪律和机密，并保护了其他同志的安全。原团副政委龙德昶、二营营长雷群荣、五连连长谭安贵、八连连长刘兴武、排长靳波等人均可为我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