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春秋战国女性参政卷土重来

有没有发现，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很多关键弯道处，总能看到几个不该出现在权力中心的女性身影？她们有的被骂作“祸水”，有的被称为“贤后”，但不论是妲己、褒姒，还是后来的秦宣太后、吕雉，角色不同，背后的共性却惊人地相似：都是在男权结构开始松动的缝隙中，突然“冒头”。

褒姒的故事总被说成是“红颜祸国”的经典版本，但真要说亡国的根源，就不能只盯着她的笑。根据《逸周书》《竹书纪年》等记载，西周末年，周幽王宠爱褒姒，为了博她一笑，点燃了狼烟戏弄诸侯，最终引来犬戎攻破镐京。但问题是，褒姒之所以能被宠上天，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周王室已经没有了自我约束的能力。礼制成了装饰品，宗法制度也只剩下外壳。褒姒只是最后一根稻草，不是风暴本身。

在周公那一套宗法设计里，女人是不能干政的——这话说得很清楚。但西周末年，国君可以公然违背这套规则，不止是宠妃干政，还有更大的问题是，王权已经不足以压制诸侯，整个天下的政治秩序开始松动。换句话说，制度已经开始失效了。褒姒的“笑”之所以能酿成祸端，是因为她笑的那一刻，没人还在乎制度本身。

到了春秋时期，这种裂缝并没有被修复，反而更大了。东周建立以后，王室地位一落千丈，国家结构从“中央集权”转向“诸侯割据”。你看《左传》《谷梁传》，里面提到的“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原则，确实还在用，但执行者已经越来越少。表面上大家还在喊“礼崩乐坏”，但其实心里都明白：旧的制度撑不住了。谁有军队，谁说了算。

这个时候的女性参政现象开始频繁出现。不是因为女性突然被认可，而是因为男人守不住规矩了。楚武王让夫人邓曼参与政事，不是他对女性权利有多开明，而是他根本不把“男主外女主内”这回事放在心上。《左传桓公十三年》里记载得很清楚，楚武王在伐罗之前征求了邓曼的意见，还多次与她讨论军事策略。这在严格意义上的周礼体系中，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楚国，却成了常态。

当然，也不是所有诸侯国都放弃了礼制底线。越王勾践在这方面就特别“守规矩”。根据《国语越语上》的记载，他在临战之前特别找夫人谈话，强调“自今日以后，内政无出外政无入”，还在屏风前后完成整个对话流程。这种对制度的尊重，在当时已经非常罕见。也可以看出，越国之所以能从战败中翻身，不全是靠“卧薪尝胆”，守住了家庭和政务分工，未必不是一种稳定政治的表现。

但越勾践毕竟是个例。更多的国家，已经走上了“谁强谁上”的路子。战国时期，这个趋势到了极致。秦宣太后是个标志性人物。她不仅实际掌控秦国政权多年，还主导了商鞅变法的延续、白起的重用、义渠王的铲除。从《史记秦本纪》到《战国策秦策》，都可以找到她的权力轨迹。她不是幕后人物，而是前台的掌权者。

但这样的角色，仍然不被制度认可。等秦昭王长大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赶到泾阳。这一举动在《战国策》中有明确记载，也说明了一个现实：女性即便曾主政一国，也不过是临时替代品。她们的权力，只建立在男性缺位的基础上，一旦男性重新登场，女性就必须让位。

所以说，女性参政的“卷土重来”，并不是大家真的忘了“褒姒一笑”的教训，而是那个教训本身没法阻止时代的洪流。春秋战国是个旧制度崩塌的过程，而不是单一事件的反复。女性之所以能上位，是因为原本的政治秩序已经无法维系，出现了权力真空。而在这种真空中，谁有能力，谁能掌控资源，谁就能成为那个“替补选手”。

从制度的角度讲，这种替补是危险的；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讲，它又是不可避免的。战国时期的女性参政，不是制度的胜利，而是制度失败后的补丁逻辑。那些太后、妃子、夫人，她们之所以能掌控大权，不是因为规则认可她们，而是因为规则已经不起作用。

因此，把春秋战国女性参政当作“旧病复发”是不准确的。这不是“掉了伤疤忘了痛”，而是“制度失控后的一种应激反应”。你不让她们上台，可以——那谁来顶替幼主？谁来维系朝政？谁来调动军队？这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历史一直在重复，但每一次重复的背后，逻辑都不同。褒姒是标志，不是答案。春秋战国的女性们，是用行动告诉我们：当制度垮塌时，谁都可以是“过渡方案”。

说到底，春秋战国女性参政的密集出现，并不是因为哪个女人太聪明，也不是哪个君王太昏庸。这事要真能归咎于某个具体人物，历史早就简单多了。问题是，整个政治系统从根上出了毛病，礼崩乐坏可不只是个形容词，它是真正发生了的事。

先看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楚武王与夫人邓曼的政务往来，在当时并不是孤例。《左传》里有明确记载，他在多次出征前都与邓曼商议军政事务，还采纳了她的建议。而根据周礼，这种行为已经严重越界。但问题是，楚国并不在乎这些界限。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楚国，虽然在名义上还是周王室的附庸，但实际上已经是另起炉灶的独立王国。礼制的那套东西，在他们眼里更多是“中原贵族的规矩”，不是必须遵守的刚性条款。

你再看越王勾践对妻子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国语》中说得很清楚，他要求夫人只能管内政，连交流都要隔着屏风进行。这种操作听起来古板，但其实反映的是他对礼制的“残存敬畏”。可惜，这种敬畏在春秋末年已经变成少数派，大多数诸侯国面对“实用主义”的诱惑，早就把那些规矩丢到了脑后。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女性是否参政，而在于政治结构在剧烈变化中失去了对权力的规范力。中国社会自西周以来就建立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家族、氏族、宗族等级分明，谁该干什么，谁不该干什么，都有严格规定。但宗法制的根基在动摇，那些原本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的人，自然就有了机会。

这不是女性的胜利，而是制度的失败。

战国时期的秦宣太后，就是制度失控后的典型产物。她掌控朝政多年，连秦昭王都只能退居次席。虽说她在任期间确实推动了不少改革，比如继续推行商鞅变法、启用白起、收复义渠等，但她的权力来源始终是“权宜之计”，而不是制度认可。等秦昭王成年了，马上就把她赶出宫廷。《战国策》里记得清清楚楚：“秦王惧，于是乃废太后，走泾阳于关外。”这一笔反转，说到底就是制度在恢复秩序。

学界对这一现象也有不少研究。比如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伟洲在《秦汉时期的太后政治研究》中就指出，太后临朝的模式大多建立在“幼主继位”这一特殊政治背景之下，本质是一种“过渡性政权安排”，而非常态机制。这种安排在制度上没有清晰边界，很容易滑向专断或宫廷斗争。

你再看春秋中后期，女性干政现象频发，很多时候都绕不开“妾夺正位”这个点。《谷梁传》明文规定“毋以妾为妻”，但这条线在现实中早被踩烂了。妾如果得宠，就会想办法让自己的儿子继位；儿子一旦上位，母亲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从而进入政务圈。这种“母以子贵”的逻辑，在很多国家都屡试不爽。比如鲁国敬嬴为了让庶子宣公上位，直接与大夫襄仲结盟 —— 这哪是家庭纷争，明明是宫廷政变。

这些案例串起来看，其实很清晰：女性参政并不是问题本身，它只是权力结构失衡之后的“填空”。系统原本设定了谁该在什么位置，但当这些设定无法维持，空位就成了谁都能坐的椅子。而女性，恰好在这种“制度真空”里，被推到了台前。

你说是她们主动争权也好，是被动顶岗也罢，背后逻辑都是一样的 —— 那就是原来的制度已经兜不住现实。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那就是宗法制的解体。西周时期的政治秩序，是靠血缘和等级维持的，王位、土地、婚姻都必须遵从严格的血统规则。但到了春秋后期，这一切开始松动。诸侯国之间同姓不婚、正妻政治联姻的传统逐渐被打破，妾的地位上升，婚姻变得更像是一种权力博弈工具。

比如《礼记内则》里提到，“正妻以宗法为本，妾无继承之权”。但现实操作中，妾却通过争取儿子的继承权绕开了这一限制。这是制度漏洞的直接体现，也说明在当时的政治博弈中，连“婚姻制度”都变成了一种战略工具。

所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女性参政，不是简单的“女性崛起”，而是一个复杂的权力再分配过程。系统原本设定了“谁能说话”，但一旦系统失灵，谁有资源、谁有渠道、谁能拉拢人心，谁就能上位。女性只是恰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突破点。

她们不是制度的违背者，而是制度崩塌后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女性站在权力中枢的时间并不算长。风头再盛，也不过是短暂的过渡。但她们的出现所引发的制度震荡，却持续了整整几个世纪。问题的结局，从来不是“女性赢了”或“男性输了”，而是——权力最终还是回到了原本设定的轨道上，只不过这个回收过程，比人们想象的更粗暴，也更现实。

回头看秦宣太后这个典型人物。她是战国时代女性参政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从《史记》《战国策》的多处记载来看，她的掌权绝非象征意义，而是真正主导了国政。她推行变法、任用白起、平定义渠，还能操控朝局到让秦昭王长期无实权。但这份权力，并没有因为她的政绩被制度认可。相反，她的结局，是被亲生儿子赶出政权核心。

这一步，来的其实并不突然。《战国策秦策五》记载得很直白：“秦王惧，废太后，走泾阳。”意思是，秦昭王一旦能够独立执政，立刻启动了“清理门户”的流程。太后的位置，从此不再是实权所在。这并不是母子之间的情感裂痕，而是权力回归正轨的过程。说得直接点，太后在位，是因为儿子年幼；儿子长成，太后自然要退场。这种逻辑，在整个战国后期几乎成为一种“政治常识”。

更早一点，春秋末年也有类似的情节。鲁哀公在娶妾为妻后，遭到了朝臣舆论的强烈反弹。那时候，礼制的权威虽然已经摇摇欲坠，但底线仍然在。而“妾为妻”这件事，触动的就是宗法制的核心神经。《左传》和《公羊传》里都提到过这类事件，反复强调“正妻不可废，妾不可立”，这些规定其实就是在不断给制度打补丁。但补得过来吗？显然跟不上现实的裂口。

再往后看，女性政治力量的“回收”并没有停止。这种收紧的迹象，在战国晚期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赵国的赵姬，在赵政（后来的秦始皇）年幼时也曾掌握大权，但一旦赵政成年，她的政治空间立刻被压缩。后来的吕不韦事件、嫪毐之乱，表面上看是宫廷斗争，实质上是政权对“临时女性权力”的彻底清算。

你要说这些女性的角色完全负面，那也未必公平。秦宣太后确实让秦国在她手里更加强势，也确实为后来的统一铺了路。但无论她多么有能力，她的权力依旧是“非常规”的。一旦进入“常规”时间段，她就必须让位。不是因为她做得不好，而是因为制度不允许她继续做。

在国内学术研究中，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女性权力的阶段性合法化”。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丁原峰在《战国时期女性政治角色研究》中指出：战国女性临朝听政的权力，大多建立在血缘关系与政治空缺的基础上，一旦男性继承者具备独立执政能力，女性的政治角色便会迅速边缘化。这种“功能性权力”从未真正制度化，它只是一种过渡安排。

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女性参政在战国之后迅速降温。汉初吕后是个例外，但吕后之后，女性再度掌权，往往又要等到皇帝年幼、政局不稳的特殊窗口期。制度从未为她们量身定制一套稳定的“权力通道”。她们的上位，不是制度设计的一部分，而是制度出问题时的应急措施。

所以说，女性参政的“卷土重来”，往往也预示着体制的一次“失控”。而一旦系统自行修复，这种“非常规介入”就会被系统性地排斥。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自愈机制”。它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做得好不好，只要不符合制度逻辑，就会被清除。

权力不是谁抢到了就能一直拿着的游戏。它属于那个被系统承认的角色。在春秋战国的剧本里，女性一度走上舞台，是因为男主角缺席。但只要原定演员回来了，替补就必须走下台。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正是这些“替补”，在制度崩塌的间隙里，撑起过整个国家的运转。她们不是主角，但在关键时刻，她们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只是，这份“不可或缺”，并没有转化为制度性的认可，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回头再看褒姒那一笑，像不像一个剧本的开始？但这场剧，演到战国末年，已经变得复杂得多。不是谁笑了就能改变结局，而是整个政治系统在改写角色表。女性参政的故事，不是关于她们如何“夺权”，而是当权力失控时，她们如何意外地被推上台，又如何在权力恢复秩序时，被悄无声息地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