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宁追忆：父亲李天佑和林彪往事

开国上将，四野一纵司令：李天佑。→ 李天佑，四野一纵司令，开国上将。

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党章规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一下变成“全党共讨之，全国共伐之”的千古罪人。对林彪及其死党 “黄吴叶李邱”的揭发和批判，也连带到对其他和林彪有过历史关系的各种人的评价、猜测、揭发甚至撤职审查。

我的父亲李天佑，于1970年9月底不幸与世长辞。在他生命的尾声，他仍肩负着军委办事组成员及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重任。遗憾的是，因病情已至危重，他未能亲自莅临当年的庐山会议。在会议期间，总政的李德生主任特地前往他的住处，向他详细汇报了会议的最新进展。事实上，早在1970年1月，父亲便因疾病请假，开始了超过九个月的休养，直至生命的终结。他的一生，共计56个春秋。

因未能参加庐山会议，他得以远离那所谓“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狂涛汹涌，然而，在李德生主任透露的某些信息面前，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最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对于他父亲的离世，人们或许感到悲痛，或许感到释怀。

即便您的父亲在世，也有可能不幸地被卷入其中。”在他曾工作的单位，一位师长级的领导郑重地预测：“如果不是他早早地离世，恐怕也可能成为‘黄吴叶李邱’名单上的第六个名字。”那么，父亲的去世是命运的悲剧，还是一种未雨绸缪的幸运呢？

父亲早年便投身于林彪的麾下，那是在1936年红军东征的前夕。当时，他身为林彪指挥的一军团四师10团的团长，而团中的政治委员则由杨勇同志担任。在此之前，他曾隶属于彭德怀将军的指挥，效力三军团，从一名普通的连长逐步晋升为副团长、团长，年仅20岁便荣获了三军团五师的师长之职。更早之前，他曾参与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随后随红七军辗转各地，最终抵达了江西中央苏区的革命摇篮。

1937年9月25日，我的父亲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平型关战役的激流，其英勇壮丽之举，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他人生篇章的辉煌画卷之中。在那场硝烟弥漫的战斗中，他恪守林彪、聂荣臻的指令，担纲115师343旅686团的团长重任，与此同时，杨勇亦身兼副团长与政治委员之职。686团作为主攻力量之一，肩负起“拦腰截断”的战略任务，英勇攻占“老爷庙”，为平型关战役的胜利贡献了不可磨灭的辉煌。此后，父亲继续投身于开辟晋西根据地的艰苦战斗。1938年3月初，他被晋升为343旅的代理旅长，萧华担任政治委员，陈士榘担任参谋长。他所率领的部队，包括杨得志的685团、杨勇的686团以及邓克明的补充团，总计三团兵力，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斗集体。

1939年6月，我父亲与刘亚楼、杨至成、钟赤兵、谭家述、卢冬生等六位红军高级将领一同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接受治疗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与此同时，林彪同志亦在苏联进行治疗，并肩负起我党在苏的领导重任。远离了烽火连天的战乱与军旅生活的紧张节奏，他们在异国的宁静与温馨中，悠然度日，互相交流。家中曾珍藏着他们在莫斯科的多幅合影，但“9·13”事件之后，出于对安全的高度警惕，母亲决定将所有带有林彪同志的照片彻底销毁。然而，在他们离国前夕，仍保留有一张五人合影，其中三位是邓小平、谢觉哉和赵品三（解放后曾任历史博物馆馆长）。在这张合影中，邓小平同志与林彪同志这两位历史伟人的形象显得尤为引人瞩目，我们家人都认为这张照片极为珍贵。

盛夏酷暑，广州与湛江之间，军区召开了一场党委的扩大会议。正值暑假，我家便决定一同前往。晚餐过后，父亲便开始缓缓向我们娓娓道来他在1941年夏日从苏联归国的那段难忘的往事。当时，他与几位同伴结伴同行，历经艰辛穿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然而，当他们抵达绥蒙的大青山时，却不幸遭遇了侵华日军的严密封锁，不得不暂时停下脚步，遗憾地返回乌兰巴托。事后，林彪对他们作出了“胆怯退缩”的指责。

1944年春，我的父亲穿越辽阔的草原，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随着“七大”会议的落幕，他随林彪等领导一同，乘坐美国援助的飞机飞往太行山129师的指挥总部。不久前，我从江华将军的儿子虞大江那里得到了一张他们登机前的珍贵合影。在这张照片中，他们身着军装，身背降落伞，准备踏上征程。林彪紧邻父亲而坐。与送行的人群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表情严肃，面容中不见一丝轻松。他们心中清楚，这次空中之旅将把他们带回战火纷飞的战场。延安的再次相聚，何时才能实现？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任务？随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转战东北，从那片富饶的黑土地出发，我的父亲也重新加入了林彪的队伍，投身于解放战争的激流之中。

近期，叶群阿姨在拜访母亲时，提及了一些往昔的往事。当时，我们兄弟姐妹齐聚一堂。她回忆说，在我父亲任职松江军区时，他与林彪将军一同外出考察地形，阎仲川将军（当时是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后来晋升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及数名警卫员陪同。他们在一家村庄过夜。父亲知道村后有河流，担心可能遭受土匪的袭击，鉴于东北土匪猖獗，认为背靠河流作战极其危险，整夜都未能入眠。天刚亮，他就叫醒林将军准备出发。然而，他们刚过河，土匪便紧追不舍。县大队在河对岸与土匪交火，成功帮助林将军和父亲等人迅速脱离险境。我们之前从未从父亲口中听说过这件事，母亲似乎也是首次得知。后来，我曾多次想要邀请阎仲川叔叔讲述这段历史，但因为故事涉及林将军，又是从叶群阿姨口中传出，我担心外界可能会有所非议。遗憾的是，当我开始重视这段历史时，阎仲川叔叔已经离世多年。现在，我越来越好奇，如果这个故事真的发生过，为什么父亲从未向我们家人提起？这是否意味着他对这段经历并不重视？

常言道，李天佑是林彪深信不疑的得力助手。这番话语，让我心生领悟，其所指明的，正是林彪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对我先父寄予的深切期望与重用。此类情形，并非个别。

无需纠缠于政治的纷扰，然而，精通指挥作战的技艺却是至关重要的。万毅立刻领悟了林彪的深层意图，那就是让他拜李天佑为师，全神贯注地探究指挥与作战的精深奥秘。

继前三次激战与四次攻防的较量，1947年春，东北民主联军对国民党129军发起了春季攻势，给予其致命一击，此举显著地调整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为实施外线作战，从根基上扭转东北战局，林彪与罗荣桓当机立断，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夏季战役。四平地处东北腹地，不仅是交通要塞，更是东北的战略要地。自日本占领时期起，四平便建成了坚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随后，国民党守军陈明仁部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固。在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四平的两次交手后，此次为第三次交锋，因此被称作“三战四平”。面对这座繁华的大都市，我军的攻坚作战经验尚显不足。守城的主力为陈明仁的71军，虽然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但陈明仁军长却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曾在蒋介石东征惠州时勇冠三军，一时间声名鹊起；在滇西抗日，亦战绩辉煌，声名远播。在林彪、罗荣桓的指挥下，我军集结了一纵、邓纵及六纵一个师，以及五个加强炮兵营，合力围攻四平守敌，攻城部队由我的父亲与万毅共同指挥。在战斗动员中，我军政治机关明确提出“生擒敌71军军长陈明仁，记特等功”，并规定率先突破敌主阵地、占领敌指挥所的部队将荣获“四平部队”的荣誉称号。部队士气高昂，可谓“跃跃欲试”。在重赏之下，勇士们如同春雨后破土而出的笋一般，纷纷涌现！

“昔日，你父亲在苏联吸收了西方学术的滋养，因此对东北战场上的一系列辉煌胜利怀有极大的渴求。”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不难想象，这种尖锐的讽刺并非个例。在我细细翻阅父亲于1952年亲手撰写的自传时，我察觉到他对那次战役的败绩承受着极大的心理负担，甚至直言不讳地表达出“宁愿沉默不言”的意愿。

四平战役的败绩传遍各地，林彪毅然担起了重任，全力推动部队对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总结。7月13日，他特地给父亲写了一封充满深情的亲笔信——

天佑同志：

2日总部发布的有关夏季攻势经验教训的总结电报，恳请各位同仁在阅读时保持耐心，切勿急于求成，而应一字一句地细心研读，确保在未来的思想工作中确立一个清晰的标准：我们必须坚定地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确保每一项决策都根植于现实情况（此事我已经与你进行了深入探讨），坚守革命效果主义的原则，并将实践作为检验正确与否的唯一尺度。各位同仁拥有才华与潜力，但在思想层面尚需更加务实。夏季攻势，尤其是自四平战役以来，从你们的电报及行动结果来看，暴露出思想上的不足和视野的局限性。为了未来能够战胜敌人，希望各位能深入研究和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任何带有主观主义色彩的态度，不论其被冠以勇敢或谨慎之名，最终都将导致损失而非胜利。正确的思想标准应当是包含实践在内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军事行动中积极作战，并依据能否取得胜利的条件来制定策略。对于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必须精心组织，坚决执行；而对于无法取胜的战斗，则应果断放弃，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如果在本不该打的战斗中投入兵力，或者在有胜利把握的战斗中不讲究战术，必将导致部队的削弱，损害革命事业。上述原则对我们取得进步至关重要，希望各位能深刻领悟。这些原则也是我正在努力深化理解的内容。

林彪 7.13

仅仅八个月后，至次年2月27日，"东总司"再度下达了对四平发起攻势的命令。这一举措标志着四平战役第四次攻防战的正式序幕由此拉开。

《三十八军军史》对此事件记载详尽，明确指出，在我军积极展开冬季攻势的关键时刻，林、罗两位首长为扩大战果，果断作出战略决策。他们巧妙地利用冰雪尚未完全消融的时机，把握对我军大兵团行动有利的态势，再次对战略要地四平发起了猛烈的攻势。此次行动的目标是摧毁沈阳与长春之间敌人的重要据点，进一步孤立长春与吉林的敌军。同时，他们还意图吸引沈阳方向的敌人前来支援，以此大量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奠定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此次对四平的再度进攻，其战略意义尤为重大。

“东总司”所辖的一纵、三纵、七纵等部队，以及炮司管理的四个炮兵团，齐心协力，肩负起攻占四平城内敌军的艰巨使命，并由一纵的首席指挥官统一调度与指挥。（摘自《三十八军军史》）

在这片共同的疆域上，两场关乎战略大局的关键军事行动相继展开。尽管在前一次的交锋中，那位指挥官曾遭遇过挫败，却意外地获得了重掌帅印的机遇，引领后续的战斗。我坚信，这无疑是林彪在沙场上运用将领策略的杰出典范！

无论岁月如何流转，总有人轻率地将林彪在四战四平期间再次起用李天佑的做法，简单地归因于他对李天佑的信任与偏爱。但若我们深入挖掘，或许会发现，这实则揭示了林彪（以及政委罗荣桓）经过周密思考、精心策划的战略举措！

最初，东北野战军尚未建立起兵团编制架构，因此在面对需要兵团级规模战役时，往往需要临时任命指挥官以实现统一调度。在这样的关键战役中，若由李天佑领导四平攻坚作战，他能否扭转战局？特别是他直接指挥的第三纵队韩先楚与第七纵队邓华，这两位同等级别的将领在资历和指挥能力上都十分杰出。他们是否会对李天佑的指挥权构成挑战？作为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林彪对此必然深思熟虑。

鉴于我军卓越的作战能力以及敌我双方错综复杂的军事格局，攻克四平之战的胜利几乎成为必然；其次，三战四平之战的挫败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李天佑及其麾下的一纵指战员们，在攻坚四平的任务上，不仅具备了坚如磐石的心理素质，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再者，重新启用李天佑，不仅体现了我方对他部下的深切关怀，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重塑声望的绝佳契机。

父亲及其战友们不负林总的殷切期望，在四平战役中仅用了23个小时便立下了赫赫战功。这座四平城，自1946年3月至1948年3月，经历了长达两年的风雨考验，我军在彼处历经四次防御与攻势的较量，今日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东北战区的数万英勇战士得以一吐胸中郁积的闷气，父亲亦卸下了肩上的重担。四平的解放，不仅标志着历时三个月的冬季攻势的完美收官，更彻底扭转了整个东北战场的军事与政治格局。在数月的休整恢复之后，我军紧接着发起了辽沈战役。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陈明仁将军的子嗣，陈扬钊，一位曾在黄埔军校第19期深造的学子，深受父辈的熏陶，毅然投身于长沙和平起义的壮举。新中国成立后，陈扬钊同志在 全国政协、广东省政协参事室等要职上履职尽责。2002年，陈扬钊同志光荣退休，荣膺正厅级待遇。1995年8月的一个寻常日子，我在京西宾馆的一间客房里，有幸遇见了受邀来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的陈明仁将军的长子陈扬钊。彼时，他已步入古稀之年。我亲切地称他为“陈大哥”。我们共同回忆起当年在四平战役中，他的堂叔陈明信，时任71军特务团团长，被我军俘获的往事。我不禁遐想，若当时陈明仁将军亦被俘，虽然为我军增添了一份“特等功”的荣光，却也使我军失去了一位长沙和平起义的杰出功臣。2014年，我有幸出差至广州，93岁高龄的陈大哥热情地邀请我和我的朋友们一同前往他的府上，共进晚餐。这些珍贵的往事，待日后慢慢道来。

2014年的广州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位于一排之左）与几位挚友有幸受到邀请，踏入陈大哥（位居中央）那洋溢着温馨的居所。欢聚盛宴落幕之际，我们与陈大哥握手道别，互致珍重，最终依依不舍地挥别而去。

第三，战略目光精准锁定天津。1948年11月，部队正式更名为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李天佑将军荣膺军长之位，梁必业同志担纲政治委员一职。12月30日，这支英勇之师光荣地肩负起攻克天津的重任。依照命令，三十八军与三十九军并肩作战，自天津西部发起对东部的主攻。此战略部署，由我父与政治委员梁必业同志携手指挥。两军同心协力，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奋勇争先，首先夺占了至关重要的会师之地——金汤桥，并持续推进至天津警备司令部，成功生擒了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中将。功成名就后，父亲应《红旗飘飘》杂志之邀，撰写了一篇题为《红旗插到天津城》的回忆录。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之际，我的父亲在林彪英明而卓越的指挥下，屡次创造辉煌战绩，身经百战，投身于一场又一场的重大战役与激战。他所率领的三十八军，在我国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激烈角逐、铁与血的残酷较量中，林彪对父亲的了解与信任不断加深，而父亲也与那个时代的众多战友一道，对林彪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充满敬畏，对他的人格魅力怀有深深的敬仰。这一幕，正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我的父亲在广西军区、广州军区及总参谋部等要职上辛勤工作。林彪同志自中南军区司令员起，步步高升，直至担任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最终荣任党中央副主席。在1969年召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依据党章的相关规定，他被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我深信，尽管父亲对当时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存有疑虑，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必然为他的前辈“林总”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阶段中赢得毛主席的深切信任与重用而倍感自豪。林总的晋升至党的副统帅，正是毛主席对他能力的最高赞誉。

“林副主席的话助我解困。”

林彪有意将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位交由他担任。起初，林彪曾计划让当时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接替此职，然而，林彪对温玉成能否胜任表示疑虑，最终决定让我的父亲接任此重任，并派温玉成前往总参谋部继续履行其原有职责。面对母亲，父亲语气坚决，仿佛在下达一项命令：“我们预计将在年底前搬迁。”当时年仅17岁的我，与13岁的弟弟听闻这一喜讯，喜悦之情顿时溢满心间，我们欢呼雀跃，天真地憧憬着：“那我们就可以去西双版纳游玩了！”

遗憾的是，我们的计划最终未能得以实施。据传闻，温玉成接替我父亲担任总参职务后，由于未能迅速适应新岗位，这才导致了此次行程的搁浅。彼时的总参机关，作为三总部及北京各军兵种中唯一维护秩序的领导机构，曾遭遇过百余名军队院校学员冲击国防部大门，企图对我父亲进行批斗的严重事件。总参谋部不仅承担着全军战备、训练及对外援助等繁重的领导任务，还需全力抵御“文革”政治运动的诸多干扰，确保总参机关的稳定，并保障全军军事指挥的连续性不受影响。由此可知，当时担任总参领导的责任与精神压力实属巨大。

“您的先父曾在林彪将军的指挥下服役，曾是东北野战军主力一纵的杰出领导者。自他迁居京城，即便是在佳节良辰，也鲜少看到他踏入林彪先生的府邸——林彪先生大多数时间都专注于家中的公务……他性情谦逊，行事尤为低调。”

毛主席的一位远亲曾致信于我母亲，言辞恳切，恳请她能协助寻找曾在哈尔滨教育局共事的旧同事叶群，以便核实一段久远的往事。正值佳节之际，父母商议后决定一同前往毛家湾的林彪宅邸，向林副主席致以节日的祝福。

确实，全国上下都热切地期盼着我们传来胜利的捷报！父亲立刻起身，急匆匆地赶往林彪师长的驻地，渴望了解林师长是否有所新的指示。当他踏入林师长住所的那一刻，只见林师长头戴助眠设备，父亲心中顿时涌起愧疚之情，意识到在战事紧迫之际，自己的打扰或许侵扰了林彪师长的休息。值得一提的是，在“9·13”事件之后，此篇回忆录在再版时，关于林彪的部分内容已被删减。

我深信，父亲对那位备受尊敬的老领导林彪的敬仰与关怀，源于他内心最真挚的情感。

1969年4月28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正式表决通过了军委办事组成员的名单。该名单中，除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温玉成、刘贤权等既定的成员外，李德生以及我的父亲亦荣列其中，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鉴于父亲长期辛勤付出，其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他在1969年下半年向组织递交了休养申请。直至1970年1月，在收到组织批准的休假令之后，他方才卸下了肩上的工作重担，与工作岗位告别。

1970年10月，父亲病故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林彪在家里接见我们全家。在向我母亲询问了父亲的病情和后事等一些情况后，林彪说：“天佑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对敌人狠，对同志和。干了几十年革命，打了几十年仗。”在1970年那个特殊的年月，能受到林彪在家里的专门接见应该是我们全家很荣幸的事情。仅仅一年以后，全家人对此事就讳莫如深了。

1994年1月8日，一个值得镌刻于心的日子——父亲迎来了八十大寿的喜庆时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亲自挥毫泼墨，留下了一笔笔弥足珍贵的题词：“忠诚一生，矢志不渝，英勇善战，我军楷模。”与此同时，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迟浩田上将也献上了自己的墨宝：“一代名将”。

作者青年时代

《我的父亲李天佑》

李亚宁先生于2020年4月6日与世长辞。本文及所附图片均由李亚宁先生及梁爽女士无私提供。